好的故事能夠講出來——《玲瓏塔》創作談(尹學蕓)

　　起初，我也沒想好我要講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幾個小說人物，我一定要把他們裝到同一個故事里。

　　這幾個人，假如在生活中真的存在，肯定也是各有各的車轍，橫向縱向都不一定有交叉。但他們被我請到了小說里，那么，他們就得在同一個舞臺上演出。身份不同，性格各異，有時候，甚至可以自說自話，但卻不得不在哪怕弦外之音中，和作者一起完成敘述，以及由敘述帶來的起承轉合。不到最后這一刻，你，或他，都不知道被命運賦予了什么。他們只是像陀螺一樣，按照自身的邏輯盤桓著往前走，至于前邊的風景什么樣，他們都無權選擇。有時候作者是演員，跟他們站在同一舞臺上，樣子有點像同呼吸、共命運。但不定什么時候，就華麗地轉身成了導演，在幕后遙遙注視著他們前行，一個滿臉佛相的人成了竊賊，或者一個單純曼妙的女子，一點一點有了復雜斑駁的底色，又或者一個英俊瀟灑的偶像級人物，緩慢卻決絕地成了一個變態或騙子……在普通意義上，他們仍然是男人、女人，家人、同學、朋友、領導、同事，甚或楷模、無辜者。小說，只負責撩開面紗的一角，而這一角提供的僅僅只是從生活真實到藝術真實的審美走向。塵埃落定時，才驀然發現，這個結局他們沒想到，作者也沒想到，如果他們的結局讀者也沒想到，那么這個結局應該是不差的。

　　許多日子里，這幾個人物與我親密無間。他們無論是誰，叫什么，可愛或可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比我最好的朋友更讓我精心打磨和修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在一起，他們就住在我的心房，我裝飾了他們的世界，而他們也裝飾了我的夢想。

　　小說與讀者見面，是他們從作者的內心走到廣袤世界的過程。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這個世界的虛空中，就有了他們的影像。他們的名字，像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名字一樣，不僅是符號，還有血肉。他們也成了屬于我心底的一份資產，送他們去展示的路途，我充滿了擔心、懊悔和惶惑。就像一個母親，打發剛成年的女兒參加一場豪華盛宴，總要擔心她的衣著、妝容、談吐、舉止。我知道，我這樣說話他們不一定能理解，就如此刻，我分明看見他們作為一組群像不解地回望著我，似心有余悸，又似戀戀不舍。

　　窗外陽光正好，室內溫暖如春。我倚在床頭，看著外邊樓房高聳的尖頂，聽著隔壁人家縱橫的電鉆電鋸的撕扯，我特別想說，從即刻起，不管他們愿意不愿意，我都一廂情愿地完成了對他們的塑造。完成，就意味著瓜熟蒂落，意味著分手或剝離，意味著他們要有一條新的路走。而這條路，恰如一座T形舞臺，觀眾不知在哪個角落，但能夠確定的是，觀眾都在用挑剔的眼光打量你、琢磨你、分解你。

　　寫一個好故事，是所有小說家的夢想。我一直固執地以為，好的故事是能夠講出來的。有一環套一環的銜接，有生動的能夠觸摸的人物，而這些人物的名字，能像張三李四一樣在讀者的口中流傳。我這種古老的想法，是初中時候的印象。那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學校離家1.5公里。我們踏著田間小路去上學，一路走我的周圍總是圍著幾個女同學，她們爭先恐后往我身邊擠，聽我講故事。那些能講的故事，在我的記憶里扎根了許多年，它們都是我從書里看來的。有時候，路上要講一本書。有時候，一本書要分幾回講。這要看那本書的節奏和起伏。書能用“講”的方式傳播，我現在也認為不是壞事。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那種方式斷掉了，即使看到了讓自己心儀的小說，也只能說上三言兩語。卻不能像過去一樣當一個說書人，首先我是覺得我的講述能力退化了，其次是現在的故事越來越講不得。為什么？是因為強調了內心體驗？在文學方面，我始終是一個落伍者，以我一個小縣城人的有限的視野，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

　　好的故事就像剝洋蔥，一路辛辣，但總是剝了一層還有一層。又像足球場上的運動員，雖說各有各的站位，奔跑、長傳、拼搶……目的卻只有一個：讓那個皮球滾進球門里。很榮幸，《玲瓏塔》這部小說最終花落《收獲》。在這之前，它也流落過兩戶人家，但都有緣沒分。由此我也得以知道《收獲》的編輯是怎么工作的。從去年6月份稿子從郵箱出發，半年中我改了三稿，每一次改動都很有感觸。有時候，是大的問題，比如，疏忽到沒有自圓其說。有時候則不是那么大，比如，行文的方式打斷了敘述的流暢。而有些問題，人家說了你才知道。人家不說，打死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