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巴比倫》是2006年的12月寫完的,收尾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寫這部長篇我花了近3個月的時間,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是我早先就寫出來的,大概有3萬字,另外結尾的那首詩也是2003年寫的,F在看來,這個速度在“純文學”小說中是有點瘋狂的,反正我再也沒有達到這樣的狀態。
時至今天,我還是不清楚《少年巴比倫》到底給我帶來了什么。我記得2007年冬天,某個黃昏,天都黑了,我坐地鐵回家,在下站口的報亭買到了當期的《收獲》,看到自己的長篇密密麻麻印滿了半本雜志,覺得昏了頭。我站在天橋上看了一會兒,這感覺和我以前讀《收獲》上的長篇還真不太一樣,然后我想,應該去報亭再買幾本,據說第一次在《收獲》發表小說的作者都是這么干的。
能夠在《收獲》發表長篇就算登頂了,這個我也知道。當時我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新千年以后幾乎不看任何文學期刊,只是憑青年時代的經驗知道這一點。至于發表了長篇以后該怎么辦,我更不知道。小說的稿子在雜志社審了一年,這期間我都沒有和《收獲》的編輯打過交道,電話都沒通過一個——這倒是超出了我的認知。后世有一些流言,說我和編輯關系好,那是我發表了很多字才混了個臉熟,當時是很陌生的,包括責編走走老師。
我在天橋上看了幾頁,冷得受不了,就回家了。我意識到自己跳過了大多數文學青年的進階方程式,從短篇開始寫、從地方刊物開始發表的過程,好在那時我也34歲了,真讓我這么干,我絕對缺乏耐心。幾年后我遇到小寶老師,瞎聊,他說“你好像是從××雜志開始受關注的”,我說“我是從《收獲》發長篇開始的”。講完這句話我們互相看了一會兒,我只好尷尬地說,這個起點好像也太高了。小寶老師表示贊同。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變成一個雄辯、無聊、客氣、傲慢的人,就是從天橋上的那一刻開始的。
據說當時有很多讀者來信,有說好的,也有說不好的。我讓走走把信給我看看,她說這是不允許的,讀者來信寄給雜志社,作者無權過目,F在我和她、和《收獲》編輯部都算熟人了,但還是沒看到這些讀者來信,不知道當時是怎么夸我罵我的。
《少年巴比倫》這部小說,至今橫在我的文學生涯里,像一個異質的東西。后面7年,我還得遵循傳統的規則,回過頭去,用不那么異質的態度寫小說,證明自己有能力寫出小說。這件事別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快成詛咒了。反正爆得大名是有報應的,怎么混的怎么還,這也沒什么,F在還有人說我寫的是“青春小說”,我也只能笑笑。今年《花街往事》出版,我看到一位評論者煞有介事地說這個小說書寫“社會底層”。這些亂七八糟的當下概念,往作家頭上胡掄,一度很打擾我的想法。我希望以后能忘記這些爛事。
2012年的秋天,我著手準備《少年巴比倫》的再版。這本書讀過的人不少,但因為一些原因,一直沒有加印和再版。當時我在寫“追隨三部曲”的最終篇,忽然有一天家里進了賊,他把我的電腦扛走了。我很生氣,一時無聊,寫了《少年巴比倫》的增補章“澡堂”。我再次寫到了白藍這個人,好多人言之鑿鑿說我在寫自傳小說啊,我沒法站出來解釋這個人物是純粹虛構,這么干對一個小說家來說很low。但在我再次寫到她的時候,覺得她確實是我曾經認識的一個人,她并沒有因小說的完成而消失,我在反芻回憶。寫完了增補的15000字,我覺得《少巴》的詛咒消失了一部分,如果要全部解套,我會把這個小說重寫一次,但據說沒有作家這么干的,增補都已經很過分了,也就算了。
2007年,在我等待小說發表時有一個插曲:我太太曾在《萌芽》發過短篇,她拐彎抹角認識趙長天老師,把《少年巴比倫》的稿子給趙老師看了,求教《萌芽》能否發表。我知道以后說了她幾句,一稿多投是犯忌的。不久趙長天老師回信給她,說看過這個小說了,還不錯,可以在《萌芽》發表,但出于職業編輯的判斷,它更適合在《收獲》發表。我至今感念趙老師,只因此事。
(作者簡介:路內,1973年生,專業作家。因在《收獲》雜志發表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而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