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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北京市昌平縣北小營村。這座村莊,位于我所稱的華北大平原開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環(huán)形遠(yuǎn)山,即壯美的燕山山脈外緣。每天日落時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頂上,看看太陽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
這個大平原的開端,給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與所有鄉(xiāng)村的孩子一樣,它們是由貧匱、歡樂、幻想、游戲、故事、冒險、恐懼、憧憬、農(nóng)事等構(gòu)成的。我時常緬想它們,但我還從未將它們寫進(jìn)我的散文。
我的鄉(xiāng)村童年和少年時代,讀物是匱乏的,我現(xiàn)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時讀過什么書了。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間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說。在文學(xué)上,四姑是我的啟蒙者。而我的祖父,一個秉性鮮明、極重尊嚴(yán)、與所有家庭成員都保持距離的人,給了我另一種精神:從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過80的老人突然癱瘓,他從未間斷每晚睡前的日記。
我對使用文字,很早就有興趣。中學(xué)時,我曾嘗試寫過小說,一個鄉(xiāng)村少年的故事:頑皮,但好心;為了老師午休,試圖趕走樹上所有的蟬……我這篇惟一的小說,并未寫完。我還模仿寫了一些動物寓言,它們其實(shí)說明了我那時即開始的“文以載道”傾向。
1977年,我從鄉(xiāng)村中學(xué)來到了都市的大學(xué)校園。這是一個新的天地,她對我的最大意義,不是課堂,而是視野、志同道合的友誼和圖書館的書籍。“朦朧詩”——一種新鮮的、具有本義色彩的詩歌——在校園的傳播,使我的文學(xué)熱情有了定位。我開始讀詩,抄詩,嘗試寫詩,崇敬詩人,與詩人交往。長久以來,在我的意識里,詩人與詩歌不分。
我的詩歌時期,對我的散文寫作,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除了一種根本的詩人特有的純粹精神,恰如布羅茨基所講,散文作家可以向詩歌學(xué)到:借助詞語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產(chǎn)生的特定含義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贅語。對我來說,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將散文作為詩歌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xù)來寫作。
我喜愛的、對我影響較大的、確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寫作面貌的作家和詩人,主要有:梭羅、列夫·托爾斯泰、泰戈爾、惠特曼、愛默生、紀(jì)伯倫、安徒生等。
“沒有比對人類的愛更富于藝術(shù)性的事業(yè)”。雖然我是一個作家,但我更喜歡梵高這句話。我希望我是一個心中無怨恨的人。每天,無論我遇見了誰,我都把他看作剛剛來到這個世界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為一個“人類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時候,我能夠借用夸齊莫多的詩歌說:“愛,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類拔萃。”
(《大地上的事情》 葦岸 著 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