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永鳴,1958年生,現居北京,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合同制作家。曾在內蒙古平莊煤業(集團)公司從事教師、宣傳、工會和辦公室工作,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文學創作,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外地人》《大聲呼吸》《創可貼》,長篇小說《老家有多遠》等。作品多次獲《人民文學》《小說選刊》《十月》《中篇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物優秀作品獎。中篇小說《大聲呼吸》和《北京房東》分別獲得“第四屆老舍文學獎”和“2014年度老舍文學獎”。
有評論家說我是一個“生存類型”的寫作者。我覺得有一定道理。這不是說我要靠寫作而生存,而是我的許多作品都在關注著人的生存狀態。也許,這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十幾年前,我從內蒙古一座煤礦來到北京謀生。作為一個業余文學作者,當時我背來了用以寫作的電腦,但為了生存卻不得不放棄寫作,與妻子在一條胡同里開起了餐館。幾經周折,在解決了溫飽的同時,也灌了一肚子酸甜苦辣。有人說背井離鄉可以助長一個人的想象力,也會增強一個人對于環境的敏感度。也就是那時候,我發現了一個可以用文學關注的對象,這個對象不是一個人或兩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那就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后,涌入到城市里的外地人。從2000年起,我開始了“外地人”系列小說創作,先后寫出了《外地人》《北京候鳥》《大聲呼吸》等一系列反映外地人進入城市之后生存狀態的中短篇小說。
《北京時間》仍然是一部描寫人生存狀態的作品。不同的是,我所關注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在這部小說里,我把視角轉向了北京胡同。這是我謀生的地方。作為進入北京的最初落腳點,我曾在兩條不同的胡同里居住過五年時間,并開了九年餐館。我切身地感受到,作為普通百姓的生活據點,老北京人的生活習慣、市井風俗和文化傳統都沉淀在胡同里。那些像毛細血管一樣的胡同,是北京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是京城歷史發展與演化的重要舞臺。在那段生活中,我結識了許多街坊鄰居。他們都是深居在胡同里的平頭百姓,傳統的底層文化滋養了他們的內視靈魂。他們固守一隅,按著自己的方式,做著他們自己習慣于做的事。他們的生存環境與外邊的世界似乎格格不入,但他們卻同樣需要面對現實中的窘迫與壓力。雖然他們有著各自不同的身世與個性,有著不同的命運與結局,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每個人都真實而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們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同時也孕育了我的《北京時間》。
人總是依托具體的環境而生存。在我們每個人的一生中,大概都會產生過這樣的疑問:我為什么要在這個地方出生,又為什么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生活?從這種意義上說,《北京時間》便是我對上述問題的一種反思與檢視。新時期以來,北京的高樓大廈如雨后春筍,讓人充滿敬意;與此同時,掩映在一條條老舊胡同里的人生百態,同樣令人感慨良多——而這一切,又恰似一曲憂傷的挽歌,正伴隨著時代的變遷漸漸地遠去、消逝,最終成為一座城市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