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戰爭當細微可感(余戈)

　　在中國，大致能找到一些相關機構編纂的戰爭通史，或者宏觀軍史和戰史，但基本找不到戰役史。有些戰爭通史的記述過于大而無當，讀者讀完之后，其實仍然不知道戰爭是怎么回事；而關于戰役和作戰行動的敘事，又多數時候交給了通訊報道、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中國一般公眾對戰爭的認知，常常來自這些作品，并由此滋養出了大致兩類作者和讀者：一種是高談闊論的“講經派”，一種是演義戲說的“評書派”。

　　讀者不是不喜歡高品質的戰史作品，而是很難找到這類作品。個中原因可以歸結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歷史的基礎性工作過于缺乏，沒有足夠的史料和相應的解密共享制度，專業研究者和作家也很難利用有關檔案，最大的奢望就是多采訪幾個親歷者。從學術規范來說，以這樣的條件來做戰史敘事，并不算合格。

　　自2004年起，我開始“滇西抗戰三部曲”的寫作。2009年、2014年先后在三聯書店出版了《1944：松山戰役筆記》《1944：騰沖之圍》，還有一本《1944：龍陵會戰》等待完成。我為這一題材投入了十多年的時間。按國內抗戰史學界的說法，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有22次大會戰；由美英主導的中緬印戰區的緬北、滇西會戰，并未包括在內。而我準備以十余年時間聚焦于其中的滇西戰場，以“三部曲”描繪出這個局部戰場的微觀全景圖，這個事到底有多大價值？我并不知曉。

　　“微觀戰史”本是一時靈感冒出來的一個概念，我自己并沒有能力對此做理論上的詮釋，但后來被評論家和媒體人引用并做價值分析，讀后頗受啟迪和滋養。理論素養不足如我者，在直覺上倒有一些敏感，畢竟為此青燈長卷地爬梳史料、做田野調查已逾八年。實踐的經驗和體會告訴我，對于戰爭的研究決不能止步于政治、戰略層面，必須進行戰役、戰術乃至技術層面的考察。

　　在多年的寫作中，我刻意回避“文學”二字，但是我從心里認為，文學是文字工作的最高境界。但之所以回避，是基于一種自覺的“反動”，特別是看到某些“紀實文學”作家在講述創作經驗時，竟然自詡以虛構的情節蒙住了讀者并洋洋自得，我心里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文學旨在求真、求善、求美。第一條都不具備，遑論其他？“非虛構寫作”要贏得尊重，須有相應的觀念引導和文體自律。特別是對于戰爭來說，“求真”這個看似最低的門檻，其實卻是最難。以戰役行動而言，在對壘雙方至少幾十萬人的高強度武力沖突中，界定統帥、指揮將領與武裝集團的互動，作戰計劃部署與偶發事件的互動，戰斗過程中敵我雙方的力量消長，要厘清全部因果鏈條，并從中分析得失，總結出恰當的經驗教訓，這不亞于一項浩大的工程。在這個基礎上，也許才談得到“史詩”的誕生。

　　“微觀戰史”這個概念，我十年來一直在咀嚼它應有的內涵：囊括全部核心史料，從文獻爬梳到田野調查，對敵我雙方史料進行“互參”，嚴格的“史料批判”，時空的“網格化”標定，從帷幄到戰壕全方位“復盤”與“拼圖”；冷靜、克制、準確、細致、緩慢的敘事作風，主要用名詞動詞，少用或不用副詞形容詞；適度的“理解的同情”，拒絕煽情，拒絕“入戲”，更拒絕成為題材或寫作對象的“粉絲”和“代言人”……借用書法藝術領域的概念，這也許算是歷史寫作中的“碑體”？

　　在“形而下”層面做“微觀戰史”的難處，非實操者難以體會。昔日遠征軍將士浴血奮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以最大的努力予以準確記述則是后輩人的任務；因了那付出數萬生命與鮮血的慘痛成本，我的寫作項目必須與他們的項目質量大致相稱，這樣心里才安。

　　“微觀戰史”研究的基本特點是，一切記述必須能“落地”，能讓人拿著書去一個山頭一個陣地地踏勘尋跡。為此，我八次奔赴滇西舊戰場，像昔日軍事教育和擬定作戰方案前的“參謀旅行”一樣，拿著軍用地圖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更有四天三夜徒步穿越高黎貢山北齋公房古道的經歷。在躍入眼簾的自然和人文景致之外，腦海里同時交織著血與火的歷史場景，這份記憶實在是生命中難以言說的刻骨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