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百家書，立一家言(劉東)

　　“人文與社會譯叢”是譯林出版社的優秀品牌叢書，秉持“激活思想，傳承學術”之宗旨，致力于譯介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有影響、有創建的學術著作， 并兼顧了經典性與普通讀者的可接受性。從1999年至今，叢書出版的圖書已滿100種，贏得了學界和公眾的廣泛認可。

　　——編者

　　還記得2003年，當我們在慶祝《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創辦15年的時候，我曾感慨：一方面，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障礙之一，就是傳統的斷裂，以及對于傳統的敬畏之心的缺失；而另一方面，正因為傳統的斷裂和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就更要沉下心去堅持晨鐘暮鼓、黃卷青燈的日常功課，因為反過來看，任何一個傳統斷裂的時代，都恰是一個足以煥發歷史主動性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新的傳統有可能在我們手中呼之欲出的時代。

　　這也就意味著，不管為此要付出多少辛勞，我們都必須有耐力去“熬成”新的傳統。正是出于這樣的自覺，上世紀末創辦的另一套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如今走過了15年的歷史，取得了“出版過百”的成績。而以這樣的出版節點為標志，雖然化作漢語譯著的理論書庫，仍不算特別齊備完整，我還是興奮地對同行們談論道：“作為處于最高處的文化拱頂石之一，西方的學術文化從未像今天這樣，竟是如此清晰、全景而輝煌地嶄露給我們了！”

　　由此，眼下正是最好的讀書時節！正因為有這些書鋪墊的底氣，我們應當更全面地獲得西方的“知識地圖”。甚至，為了紀念這個“出版百種”的知識節點，我還專為我的學生們設計了一種課程，想要引領他們從柏克和阿隆，讀到阿倫特和伯林，再讀到桑德爾、泰勒和沃爾澤，再到斯特勞斯和沃格林……以便在大家的頭腦中，去盡量完備地復制西方思想的原生態，既讓這些思想者都能彼此制衡和解毒，也讓他們都能相互激發和烘托——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總體性攻讀”，或者“總攻性對話”。

　　因此，要特別感謝長年合作的出版社。知識生產的文化領域，從來都是個有機的系統，少了任何環節都無法良性循環。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是教育界比出版界更領先，并幫助它創辦了很多影響深遠的叢書；那么到了90年代之后，由于更靠近靈活的市場，則是出版社走在了教育界的前面。為此，我們只好被迫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不是先在課堂上試講某種新的內容，再以大學的研究室為圓心，讓新的觀念如漣漪般擴散開來；而是先在出版社推動一個計劃，讓相關圖書如方陣般紛至沓來，簇擁到大學周圍的書店，并逐漸形成社會思潮的熱點，再拿到課堂上水到渠成地來推廣……因此，如果說90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沒有遠離世界的潮流，反而跟它的差距越來越小，那么出版界絕對功不可沒。

　　對我而言，以這樣的工作節奏，如此發憤忘食，也會讓人樂以忘憂。幸賴出版界朋友的接力與后援，使我終于抵達了這樣的境界：不光是私下里熱愛這些圖書，而且每當讀到興頭上，就忍不住把它推薦給出版家，以便邀約廣大讀者一道來讀；而等到出版界在某個學術方向上積攢夠了，我甚至還可以再進一步：專門為此設計一種課程。從這種圖書到那種圖書，從這種閱讀到那種閱讀，這就差可算作自己樂此不疲的生命寫照了。

　　不過，這種在“閱讀—編輯—教學”間的循環，不僅屬于我一個人，更屬于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在譯叢《總序》中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我還只是表達一種憧憬，而到15年后再來回顧，卻發現它已相當程度地變為現實：“該工程卻決非尋常意義上的‘純學術’。此中辯談的話題和學理，將會貼近我們的倫常日用，滲入我們的表象世界，改鑄我們的公民文化。”

　　人們常常會說，教育家開給社會的藥方，必然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緩藥”。人們也常常會說，“這幾十年”讀書的界限，終會是“后幾十年”行動的界限。因此，我們有理由去樂觀地遙想，盡管眼前還患有這樣、那樣的病癥，但這套叢書中的“緩藥”終究會起效。因為從它的廣泛閱讀量，我們會再次想起其《總序》中的話——“也許再沒有哪個時代，會有這么多書生想要煥發制度智慧，這既凸顯了文明的深層危機，又表達了超越的不竭潛力。”

　　這種源源而來的超越潛力，不僅會落實在外部世界，也同樣會積淀在內部世界。換句話說，在借鑒當今世界上最優秀的頭腦來探討這個社會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時，我們也同樣在借助這些重要的著作來提升自己提出和解決問題的思考力。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力量強大的交談對手，決不意味著你輸我贏的敵手，而是幫助我們強身健體的教練；而這些扎實厚重的學術著作，也決非“過了河”便可以拆掉的“便橋”，而是幫助我們向上攀登的階梯。也就是說，如果想要更好地來思考當代社會，我們當然有可能“越過”它們，但決不可能簡單地“繞過”它們。

　　可即使這樣，我們還是要記住孟子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畢竟，任何一種社會或文化理論，都只能是某一具體文明的特定“語法”。正因為這樣，一旦把某種“語法”抽離了它的語境，盡管它也會有所啟發，但終究會顯得“水土不服”。即使我們不辭辛苦地把所有歐洲理論都翻譯過來，并且還全都心領神會地讀通，我們也不可回避：那不過是對于歐洲歷史經驗的、帶有歐洲思維特點的總結，還是跟我們的現實環境顯現出若隱若現的隔閡。

　　因此，我們這代人最終能否“得救”，還在于能否完成“理論創新”。不過老實說，雖說生活在任何年代的學人，終究都要去“立一家言”，可當今中國的學人肩負的使命卻更加艱巨。這是因為我們原有的學術脈絡多已斷絕，想要去簡單繼承已不可能，只能一邊閱讀自家的古書，建立起文化的“主體性”，一邊翻譯舶來的洋書，建立起跟世界的“對話性”，此間的難度不知大了多少倍。

　　正因此，我曾把我們所肩負的文化使命，概括成“譯百家書，成一家言”。換句話說，這是要把“從鳩摩羅什到王陽明”的千年歷程，壓縮到短短一代人中去完成。這樣的使命不僅艱難，還顯得特別緊迫，因為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使命，就無法思考出“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我們也就終究有負于自己的時代。從80年代堅持下來，“譯百家書”的任務已經大體完成了，面對著“立一家言”的任務，我們決不可以居功自傲，決不可以有一日之懈怠。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人文與社會譯叢”主編)

　　制圖：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