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我和愛人下鄉,在中俄邊境的一個小村莊遇見一位老人,他衣衫破爛,家徒四壁,坐在一塊木板上,望著他家菜園盡頭蒼茫的黑龍江水……他對我說他是攻打四平的老戰士,負傷時斷了三根肋骨,至今肺部還有兩片彈片未取出來。他說“文革”時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說,別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著回來,肯定是個逃兵!他說自己每月只有100多塊的補助,連飯都不夠吃。我覺得很悲涼,一個打江山的人,是不該落得如此下場的。
從那兒回來后,我愛人聯系這座村莊所屬縣域的領導朋友,請他們了解和關注一下老人的事情。可是8個月后,愛人在歸鄉途中遭遇車禍,與我永別!與愛人相關的人和事,在那個冰冷的春天,也就蒼涼地定格了。直到幾年前,我聽說某駐軍部隊的一名年輕戰士,因陪首長的客人,在游玩時溺亡,最終卻被宣傳成一個救落水百姓的英雄,這個故事,喚醒了我對那位老人的記憶,也喚醒了我沉淀著的一些小說素材。
愛人不在的這12年來,每到隆冬和盛夏,我依然會回到給我帶來美好,也帶來傷痛的故鄉,那里還有我摯愛的親人,還有我無比鐘情的大自然!社會變革過程中產生的各類新規,在故鄉施行所引發的震蕩,我都能深切感受到。
比如火葬場的建立,在它開工之初,很多老人就開始琢磨著死了。因為那里的風俗,70歲以上的老人,大都為自己備下了一口木棺材,而火葬場的煙囪一旦冒煙,他們故去,就不能帶棺材上路了。我還記得火葬新規是那年10月1日生效的,在此之前,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對那些瀕臨死亡的老人做了普查,告知親屬,凡是死在這個日期之后的,必須火葬,棺材要么自己處理掉,要么上繳,統一焚毀。我姐夫的母親,由于心肺功能嚴重衰竭昏迷多日,僅靠氧氣維持微弱的生命。醫生都以為她活不過9月,家人為她打下棺材,可她卻頑強地挺到10月1號,成為那座小城火葬的第一人。只因多活了一天,她的棺材只得劈了,作為燒柴,讓兒女們痛心不已!那天送她的人很多,人們都圍著焚尸爐轉,想看看它是怎么燒人的,因為那兒也是他們最終的去處啊。活過那個日子的老人們,對有朝一日會被裝進骨灰盒充滿恐懼。我外婆在世時,提起火葬就咋舌,埋怨自己活得長,不能帶著棺材去見我外祖父了。
一個飛速變化著的時代,它所產生的故事,可以說是用卷揚機輸送出來的,量大,新鮮,高頻率,持之不休。我在故鄉積累的文學素材,與我見過的“逃兵”和耳聞的“英雄”傳說融合,形成了《群山之巔》的主體風貌。
闖入這部小說的人物,很多是有來歷的,比如安雪兒。離我童年生活的小鎮不遠的一個山村,就有這樣一個侏儒。她每次出現在我們小鎮就是孩子們的節日,不管她去誰家,我們都跑去看。她五六歲孩子般的身高,卻有一張成熟的臉,說著大人話,令我們訝異,把她當成了天外來客。
再比如辛七雜。在我們的小城有個賣菜的老頭,有年春天他來我家,站在院子里,說著說著話,忽然從腰間抽出煙斗,又從褲兜摸出一面凸透鏡,照向太陽,然后從另一個褲兜抽出紙條,湊向凸透鏡,瞬間就把太陽火引來了,點燃煙斗,怡然自得地抽著。我問他為什么不用打火機或是火柴,他撇著嘴,說天上有現成的火不用,花錢買火是傻瓜!再說了,太陽火點的煙,味道好!所以這部作品的開篇,我讓辛七雜以這樣的方式亮相。
辛七雜一出場,這部小說就活了,我筆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繼登場。在群山之巔的龍盞鎮,愛與痛的命運交響曲,罪惡與贖罪的靈魂獨白,開始與我度過每個寫作日的黑暗與黎明!對我來說,這既是一種無言的幸福,也是一種身心的摧殘。
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樹下》開始,20多年來,我在持續中短篇寫作的同時,每隔三四年,會情不自禁地投入長篇的懷抱。《偽滿洲國》《越過云層的晴朗》《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等,就是這種擁抱的產物。有的作家會擔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則沒有。因為到了《群山之巔》,進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納入筆下的生活依然豐饒!雖說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別我而去,給我留下越來越多的白發和越來越深的皺紋,但文學的春色,一直與我水乳交融。
與其他長篇小說不同,寫完《群山之巔》,我沒有如釋重負之感,而是愁腸百結,仍想傾訴。這種傾訴似乎不是針對作品中的某個人物,而是因著某種風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離不棄的日月,亙古的河流和山巒。但或許也不是因著風景,而是因著一種莫名的虛空和徹骨的悲涼!所以寫到結尾那句:“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喚”,我的心是顫抖的。
我知道《群山之巔》不會是完美的,因為小說本來就是遺憾的藝術。但這種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發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