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作的欲望孕育于雪山冰河(王宗仁)

　　“生活是最好的老師”。沒有現實生活作基礎、躲進象牙塔里編故事，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的。著名軍旅作家王宗仁之所以能寫出許多優秀作品，與他長年堅持走高原、深入官兵一線、體驗官兵生活的不平凡經歷分不開。他筆下的一個個高原汽車兵，不僅僅是一個個鮮活的藝術形象，也成為一個時期以來我軍基層官兵的英雄群像，深深地感動著一代代革命軍人。他的這篇創作談，對于我們認識優秀作品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系具有深刻的教益與啟示意義。

　　——編 者 

　　“一個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軍人，一個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寫了40多年高原軍營生活，有數百名藏地軍人從他筆下走過。”這段文字赫然出現于我的散文集《藏地兵書》封面。是出版社寫上去的。上百次？可能嗎？確實是。

　　實事求是地講，最初我絕不可能是為了當作家而踏闖高原，如果是那樣的目的，我去一次兩次就足矣。一個汽車兵——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高原汽車兵，肩負使命，每年都要在2000公里青藏公路上奔馳十次八次，餐風飲雪，不講條件。只有車輪碾過千里雪的幸福、快樂。幸福來自吃苦受累不抱怨，快樂源于遇難遭險不畏懼。苦過，樂過，甚至有過與死神擦肩的考驗。沒關系，只要活著，就沒有理由不站在“世界屋脊”上。我寫作欲望的產生正是在飛輪碾過雪山冰河的路上，只有這樣當作家才是水到渠成的事，足見豐富的閱歷對作家彌足珍貴！所以，我很清醒，高原對我的改變遠遠大于我寫的那點高原作品。先做一名合格的軍人，隨后才是作家，就這個道理。

　　像所有希望過上安樂穩定生活的人們一樣，我當然向往舒適的城市環境。1965年夏天，我在解放軍報社學習了半年后，調到了京城。沒想到我的那顆已經在高原凍土層扎下根的心，很難融入水泥圈起的樓房。我的脈管與雪山冰河相連，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把京都的林蔭大道走成了沙漠小路，昆侖月浮動在我夢里時我會緊緊地擁抱著雪峰。如果偶爾遇到從高原來的戰友，我們暢談半宿也不覺長。1989年夏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我的一篇題為《夢昆侖》的散文，傳遞了我的這種心情：“昆侖有我的冰山來客，沙漠是我盛產夢幻的地方。忘不了我的青藏高原，在天涯海角浪卷水花的地方，我懷念阿爾頓曲克草原上的駱駝，它從沒有貝殼的沙灘上走來，馱走了多少荒涼寂寞；在烏蘇里江上的漁娘小船，我想起了格爾木路口昔日那通往四方的簡易公路，生活總是從狹窄走向寬闊，這條條小路潮動著整個柴達木；在西雙版納密密的橡膠園里，我遙望雪山頂上吊著冰凌的高原兵屋，老遠看去那是海平線上的戰艦，里面戰歌如潮，飛輪滾滾……”

　　在京城我實在無處可去時，一不留神就又一次上了青藏高原。往往就是這樣，一小時前，也許根本就沒有西行的打算，忽然間有一件事或一個思想點燃了我的情緒，我一瞬間斷然決定上青藏線。兩天后我便會出現在西寧青藏公路起點的零公里處、格爾木的望柳莊，甚至唐古拉山兵站上。上高原我只坐過一次飛機，其余都是乘火車到西寧后就坐汽車上線，一個兵站一個兵站地停，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看。只要踏上青藏線，有兩個地方我必須留宿，哪怕只住一個晚上。這就是駐扎在昆侖山中西大灘的連隊，還有長江源頭的沱沱河兵站。或因過于充足的日曬，或因嚴重的缺氧，這兩個地方官兵們那紫膛色的臉龐，在我的眼里是世界上最健美的膚色。我說不出太多的道理，每見到這里的戰友們，就能夠讓我展開思想的翅膀，使我竭力讓自己的文字從近處落到遠方。

　　我有多本“上線日記”，看見的、聽說的、想到的，都寫進日記。眼見為實，耳聽為虛。我相信這句格言，但是我要把后半句“耳聽為虛”修正一下。道聽途說來的那肯定是虛，但是在你置身于你眼見的生活現場時，你一定要敞亮耳門傾聽八方。這時聽來的不僅可以驗證你的“眼見”，還能提升“眼見”。這樣的“耳聽”就非常珍貴了。正是通過這樣的走、這樣的看、這樣的聽、這樣的記，我才對青藏高原這塊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地有了自己身臨其境的生命體驗。有了這樣的體驗，我才把自己這個“小我”逐漸地融進了青藏高原那個“大我”，把“我”變成了“我們”。作家必須深化自身對時代、對生活的感受力。我常這樣想，一個沒有被昆侖山陽光曬過的作家，怎么可能寫出昆侖日出的壯麗呢？你只有把高原那些獨到的深藏的風景看足看夠，也許你才能成為別人眼中的一道風景。

　　我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最應該浪漫的年華，埋葬在了青藏高原的凍土地上。我就要叫它埋葬，是埋葬！因為它今生再也不會有這樣的美好年齡了。無怨無悔地埋葬！18歲到25歲，正逢燃燒的青春！我踏過好多高原上的路，泥濘路、沼澤路、冰雪路、泛漿路、搓板路，這些路上又有好多岔路。這些路中有不少是迫不得已踏上去的，有時難免會撞到南墻，沒有關系，踏上另一條路繼續走。走著走著就踩順溜了。總之我讓自己一直要走在路上，總算走過來了。如今還在走。把幾十年的年華就這樣無情有意地埋葬在了那塊高地上。雖然是高地，我總是約束自己把調門放低一些。埋葬后自然是盼著生長出嫩苗，墓堆上的苗兒也許更顯生命力。

　　昆侖山下那片埋葬著近800名官兵的墓地上，有一座墓前蓬勃著10棵小白楊，那是一個女兵給她的爸爸栽下的遮風擋雪的傘樹。我一直覺得那白楊不是栽的，而是從墓里長出來的。10棵白楊樹走進我的散文后，我感到散文也似乎有了生命。我一直和那位栽樹的女孩保持著聯系，我鼓勵她要堅強地活著，像有爸爸健在一樣活著，像高原那些白楊樹一樣活著。

　　如果把自己數十年間扎根青藏高原看作是鋒芒的話，我也不知道這點鋒芒還能持續多久。但有一點我一直企盼，真的想看到如果堅持到最后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包括對社會的敏感。我把自己的命運和那塊高地連在一起了。即使這樣，我還常常對朋友說，我對那塊高地的神秘感和陌生感遠遠超過了我對它的熟悉和了解程度。這就是我還要往那里跑的誘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