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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實中弘揚人性之美(劉心武)

    ———談《飄窗》及我的寫作歷程

    http://www.longdeke.com 2015年03月30日15:44 來源:人民政協報 劉心武

      □演講人:劉心武

      ■演講人簡介:

      劉心武先生,當代著名作家、紅學研究家。他長期致力于文學創作,通過對生活的敏銳感受和理性、宏觀把握,創作出很多作風嚴謹、意蘊深厚的小說,如《班主任》、《鐘鼓樓》、《飄窗》等,其中成名作《班主任》被譽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上世紀90年代,他開始熱心于《紅樓夢》研究,著有《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劉心武續〈紅樓夢〉》等作品,促進了紅學在民間的普及與發展。

      ■編者按:

      從成名作《班主任》到20年前的“三樓”系列再到去年的《飄窗》,從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推出系列解讀《紅樓夢》講座到相關書籍至今仍暢銷不斷,劉心武先生可謂創作、研究兩不誤。那么,他有著怎樣的創作經歷?其作品與《紅樓夢》有何淵源?本刊講壇版特邀請了劉心武先生講述《飄窗》及其自身創作歷程。

      ■閱讀提示:

      □我不搞語言“瀑布”,不造文字“摩天樓”,有時完全用對話推進情節,也不回避性的因素,這在以往的現實主義一度是禁忌。我有突破意圖,不是無形中一不小心的突破,而是構造文本時主觀的突破。

      □《班主任》的訴求我還在堅持,但那種寫法需要改進。從那以后我就確認文學是寫人性的,要展示人的生存困境,弘揚人道主義,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停筆。

      “激活”寫實主義的一次嘗試

      我的長篇小說《飄窗》去年5月出版以后,頗受讀者歡迎?傆腥藛栁遥耗氵@些年不是在研究《紅樓夢》嗎?怎么又寫起長篇小說來了?其實我研究《紅樓夢》的目的,恰是為了向母語經典學習,在生活素材積累得比較豐厚時,來寫長篇小說。寫長篇小說,進入技術層面的時候,我覺得講故事、設置懸念還是很重要的。我在《百家講壇》講《紅樓夢》嘗到些甜頭!栋偌抑v壇》的欄目組曾把紅學會的專家幾乎全都請來講《紅樓夢》,播出并且制作光盤,根據央視索福瑞的統計,收視率不高。我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走進《百家講壇》的,因為要面對也許是不耐煩的、沒有知識準備前提的觀眾,我在講的時候注意設置懸念,開頭十三講就是揭秘秦可卿,收視率很快就上去了。我的相關書籍也是這樣的特點,讓讀者就像讀丹·布朗的推理小說一樣,產生興趣。

      講《紅樓夢》時采取這樣的敘述策略,現在自己寫小說,更應該發揮這個長處。在《飄窗》里,我有意識地設置懸念,大懸念套入小懸念。每個出場人物都有他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有枝杈。過去我寫的小說情節性也強,不是單純的文本技巧展示,不是拼接、變形什么的,我是現實主義的文本,這種文本在上世紀80年代后逐漸衰退,受馬爾克斯等外國作家作品影響,很多小說創作是從想象出發的。這種寫法也好,很奇詭,使上世紀50年代的一批作家取得巨大成功。但這種文本不提供人物畫廊,只是以文本的顛覆、意念的想象完成創作。后來是后現代主義,靠拼貼,時空迅速轉換。這種文本我也欣賞,讀了也拍案叫絕:虧他想得出來!

      但我寫小說還是寫實主義的路數。寫實主義有兩個特點:一是用最笨的辦法———過去叫深入生活;二是要提供豐富的人物畫廊,要接觸人,要有素材,要有人物庫和生活細節庫、語言素材庫,不能完全靠想象,這是一度被人嘲笑的寫法。我從那個時代過來,一直鐘情于這種寫法,F在有些作家的全部素材來自閱讀,更多來自想象中。

      我是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作家,我嘗試寫作的時候,拉美魔幻文學還沒產生,我受寫實主義影響比較深。中國古典四大名著里也有魔幻的成分,但總體上基本還是寫實的。我青年時代對引進的作品也是欣喜若狂,外國文學讀了很多,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契訶夫等寫實主義的作品對我影響很大。我的閱讀史和寫作史跟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不一樣。他們是純潔的寫作史,從改革開放后才開始寫作。

      我于1958年發表出第一篇文章,在“文革”前我陸續發表過約70篇小文章!拔母铩眲偨Y束時,被打倒老作家還沒解放出來,知青作家還在為返城而努力,那時我是出版社的編輯,能夠寫作,就寫出了《班主任》。其實“文革”后期我就開始發表作品并且出版了《睜大你的眼睛》那樣單本的書。

      《飄窗》是寫實的作品。但書中人物的名字像《紅樓夢》一樣,也有很多隱喻。為人物取名我掌握兩個原則,一是生活化,非常真實,盡量不重樣;二是多少有些寓意。比如薛去疾坎坷一生,老想把這些“疾”去掉。我的人物庫分幾類,一類是深入接觸的,像賣水果的順順,我去過原型他們租的房子,也吃過他們做的蒸包。這是比較深入的交往,了解他們的生命前史和現在的生存困境;一類是觀察,小說中的報告文學作家、臺商、回國經商的華人,也都是有原型的,所有這些原型不可能直接挪用到小說中來,會有變化;一類是比較難以真正深入的,像麻爺,寫的時候想象的成分多一些。小說橫掃了社會眾生相,包括退休工程師、歌廳小姐、保鏢、票販子、論文槍手、黑社會、極左分子、創業青年……有評論說這是一部特別接地氣的作品,包羅社會萬象。這部作品篇幅不大,但是動用了我20來年的生活積累。

      我的寫作,一是扎扎實實接觸人,接觸生活,過去的寫實主義作家都是這么做。上世紀80年代初我是北京文聯的作家,那時的專業作家隊伍充滿名家,老前輩有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雷加、阮章競、管樺等,新中國成立后成名的一批作家有楊沫、浩然等。這些資深作家都主張深入生活。他們對我有一定的影響和感染。駱賓基就說,即使是寫一個山區收購站,那人物都得有原型,提及的山區藥材都要有根有據。當然從生活到藝術有升華,不能對號入座。有人說《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澤”就是張中行,這只是調侃的說法。

      但是這些小說后來遇到了困境,一是干預生活、干預現實,這就變得敏感;二是改革開放以后,年輕人的寫作就像有“瘋狗”(即現代派)追著,不現代派就被視為落伍。當然作家“瘋跑”也“跑”出了很好的文本,也有的被世界公認。近30年過去了,我認為一些現實主義寫法到了該“激活”的時候。

      我認為現實主義回歸恰逢其時。講完《紅樓夢》之后,有很多年輕的讀者追著讀我的作品。我的助手從網上把看到的貼吧里的帖子,以及涉及我的微博,下載給我看,從評論的語氣可以看出,有相當多的80后、90后讀者:“耶,劉心武原來是老頭耶,還寫小說耶!”他們就查到我有“三樓系列”(《鐘鼓樓》、《四牌樓》、《棲鳳樓》),評價說寫得好看,尤其《鐘鼓樓》。

      我覺得《飄窗》是“激活”寫實主義的一次嘗試。我不是故步自封。寫《鐘鼓樓》時已經和楊沫他們不一樣了,是桔瓣式的結構,在文本上,我有一些自己的巧思,開始注重懸念!讹h窗》是強懸念的文本,有新的元素,語言上追求海明威式的簡潔。我不搞語言“瀑布”,不造文字“摩天樓”,有時完全用對話推進情節,也不回避性的因素,這在以往的現實主義一度是禁忌。我有突破意圖,不是無形中一不小心的突破,而是構造文本時主觀的突破。

      《飄窗》寫得非常愉快,沒有任何寫不下去的苦惱。我的心智健全,只是年齡大了,有做體力活的感覺。過去一天寫一萬字,現在一天幾百字,有疲勞感。這也是控制文本字數的一個原因。

      這部小說,我覺得某種深刻性在于,解構了廟堂和江湖二元對立的說法?赐曛笞x者會想,薛去疾這個“疾”究竟去沒去?作品中最讓人絕望的,是薛去疾對麻爺的一跪。這一跪,使龐奇的崇拜徹底粉碎,動搖了信仰或信念……有記者問我:這里的絕望,是不是也是您的絕望?龐奇最后要殺死薛去疾,是否別有寓意?敘述者往往要提醒讀者,不能從大概念理解人物———每個角色都是獨特的“這一個”。龐奇本來是和文化有隔閡的,薛去疾對他有啟蒙影響,而且是西方古典的人文思想的影響。但是小說最后,龐奇要殺薛去疾,這是啟蒙的困境,更是啟蒙的悲劇。我的作品不是否定這些,而是體現這些。

      另外有一個始終在所有人背后的角色,就是資本。資本無處不在。薛去疾為什么下跪?所有的生命被羅織在資本之下了。這是全球問題。我們怎么辦?中國的反腐,西方歐盟的困境、經濟的衰弱……這里有資本運作的艱難。薛去疾跪的不是麻爺,而是籠罩全球的困境。麻爺只是資本的工具。

      《飄窗》整個文本,采取《紅樓夢》的寫法,所謂地域邦國朝代紀年皆失落無考,小說中一概沒有具體的年代,但能感覺到是當代故事。敘述者本身有意不凸顯年代標記;二是幾乎沒有真實的地名出現,就是大都會。

      我是寫小說的人,說到大膽,無非是小說敘述文本大膽——也不是膽大膽小的問題,我就是觀察者、敘述者,是講故事的人。所謂“大膽”,是駕馭的時候沒有猶豫,只是中性敘述。我對書中人物夏家駿有些調侃,何司令是好人壞人,我在敘述上沒有任何否定,沒有譏諷。我是中性敘述,沒有引導讀者。我希望大家讀了以后體味一些東西,體味多少算多少。一是每個人都有困境,我在寫他們的生存困境。以探索人性的文本,寫人性的復雜和脆弱,這是很具有悲劇性的。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的功能。有一種觀念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投入政治,作家應該是公知,這種期望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勉強。

      文學書寫人生

      《飄窗》之前,我的一個寫實的長篇小說是《棲鳳樓》,已經是近20年的事情了。我從1959年寫小小說,發表在《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現在也還經常寫一些小小說,在《新民晚報》“夜光杯”發表,有的被收入課本,2012年天津地區的高考語文題是我的小小說《掐辮子》,占了20分,我試著做了一下,得不到滿分,F在考學生很大程度上是考察思維方式是否敏銳。

      寫小小說是一種享受。我很珍愛這種享受,每年寫幾篇,都取自真實的素材。有人覺得,寫這些成不了文豪。有親友很真誠地勸我,到晚年了,再多出幾個大部頭多好。

      寫作是一種享受,我的人生目標不定位于文豪。我是一個被冷落的邊緣化的人,中心意識非常淡薄。我給自己的定位非常準確。我沒有什么焦慮,沒有創作任務,這么多年不寫也沒關系,我不是專業作家。寫作變得純粹,成為生命的樂趣,使我能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我從小喜歡寫作,一路寫來,小有坎坷。我目前也不是專業作家,堅持下來了,我為自己高興。不需要專業作家的頭銜,也不需要待遇,報紙或傳媒不看你身份。201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劉心武文存》,共40卷1000萬字,從1958年第一篇文章收到2010年底,2012年我又出了《人生有信》,2013年出了《空間感》。

      我經常會回過頭來看自己的作品,像看自己孩子似的,很親切,不是為了修訂或挑毛病。當然,我在《鐘鼓樓》里發現過錯字,再版時改掉。

      《鐘鼓樓》是我的第一部長篇。1980年中國作協召開長篇小說座談會,茅盾說,我們的中短篇都有了,文化要發展,要嘗試長篇創作。他問:“劉心武來了嗎?”我站起來,茅盾對我微笑著點點頭。他鼓勵我寫長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激勵。后來他宣布拿出全部稿費設立基金。我想,我一定要爭取得到茅盾文學獎。

      我是從北京出版社出來的,《鐘鼓樓》完成后,自然要給北京出版社的《十月》先發,這是不消說的。一個副主編說,因為刊物提前組稿,排滿了,只能1984年最后一期發上半部,1985年第一期發下半部。這樣就錯過了評茅盾文學獎的時間。我找了《當代》雜志的章仲鍔,他答應撤掉當期的小說,馬上安排在1984年內全部刊出。結果第二年評第二屆茅盾文學獎,我就被評上了。茅盾對《班主任》特別肯定,親自給我頒獎!剁姽臉恰帆@獎后,是在北京國際俱樂部舉行的頒獎儀式,茅盾那時已經去世。有人說我“名利熏心”,我沒否認,當時得茅盾文學獎的確是很大的榮耀,可謂名利雙收。更重要的是,茅盾本人和我四目相對、給過我激勵。

      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第一名是李準的《黃河東流去》,第二名是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第三名是我的《鐘鼓樓》。李準全票,張潔少一票,我少兩票。結果頒獎的時候,李準病了,張潔有個人的事情,只有我一個人出席。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頒獎儀式。頒獎的時候,當時北京市分管文教的副市長上臺講話,他手里拿著一份《文摘報》,上面剛摘了我的《公共汽車詠嘆調》,他很興奮地說個沒完,并且念起了《公共汽車詠嘆調》。

      《鐘鼓樓》是在什么情況下寫出來的呢?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文聯要作家上報深入生活的計劃。我報了去隆福寺商場體驗生活。有人批評,說老作家還去農村深入生活,為什么劉心武不去?王蒙當時是北京文聯作協副主席,王蒙說農村需要有人寫,城市生活也要有人去寫。后來我寫出了《鐘鼓樓》,素材大都來自那兒的采訪。我的興奮點在這里。我沒有在農村長期生活過,農村題材跟我的生命體驗難以銜接。這部作品為北京風情作了記錄,傳達了來自底層的溫暖,表達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

      我非常后悔,由于非常羞澀,沒有去拜訪茅盾。茅盾是一個嚴格的寫實主義作家。他甚至認為非寫實主義是不對的。茅盾倡導革命現實主義,他有一本書,《夜讀偶記》,梳理文學史的脈絡,認為是寫實和非寫實的斗爭。

      上《百家講壇》、出《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書,帶來很多爭議。尤其是續寫《紅樓夢》。揭秘《紅樓夢》就引起議論了,但喜歡的很多。續書說好的不多,徹底否定的不少。我很坦然,我做了一件我喜歡的事,銷售也很成功。前蘇聯的一位戲劇家梅耶荷德的定律就是,所有人說你好是徹底失;所有人說你壞,那你可能還有些自己的特點;如果有的人非常喜歡,而另一些人恨不得把你撕成兩半,那就是真正的成功。我的解讀《紅樓夢》就符合這個定律。

      我還從事建筑評論的寫作。王明賢主持中國十大地標的評選,邀我作評委,我接受了。我出版過《我眼中的建筑和環境》、《材質之美》,我的評論能從城市規劃、設計風格一直談到建筑材料的問題。當年我曾和高中同學馬國馨一塊畫水彩,他后來順利考上清華大學建筑系,成為吳良鏞的學生,現在是中國工程院院士。

      我的寫作開始得很早。16歲時,我在雪片般的退稿信中,終于發現一張用稿通知單。這一年,我的一篇文章在《讀書》雜志刊登了,題目是《談〈第四十一〉》。很快接到編輯部來信,大意是大文刊出,表示感謝。他們以為我是老學究,沒想到是一個高中生。但是我的寫作走過彎路,直到寫出《班主任》,才算摸上正道。

      總有人問我:《班主任》還有生命力嗎?我認為,作品生命力是指有一代代讀者來讀。我的作品發表,一開始是同年代人讀,有的現在還源源不斷印下去!栋嘀魅巍方o我帶來了名利!秳蛑袊贰窂南惹匾恢睂懙健拔母铩苯Y束,寫到改革開放,關于我的內容有一頁半,其中包括《班主任》、《我愛每一片綠葉》。也有一些中國人或外國人寫史,對《班主任》不以為然,放在次要位置。名利是一把雙刃劍,使你處在“風險”中!帮L險”是指成為一個符碼后,有些人從政治上為了解決問題,首先沖著符碼而來。

      《班主任》的深刻在于,“文革”切斷了和四種文化的聯系:中國古典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打蛇打七寸,《班主任》重新把這四種文化接續了下去。茅盾喜歡我不是偶然的。很多人認為傷痕文學就是哭哭啼啼,其實《班主任》里沒有眼淚,獲取了最大公約數!讹h窗》也試圖打“七寸”,但不夠厚重。我是有能力厚重的,但沒有刻意去厚重。

      《班主任》得到了那時主流文藝批評家的一致肯定,但是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如意》卻并不“如意”。后來我從《我愛每一片綠葉》、《如意》、《立體交叉橋》轉移了文學的落點!栋嘀魅巍返脑V求我還在堅持,但那種寫法需要改進。從那以后我就確認文學是寫人性的,要展示人的生存困境,弘揚人道主義,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停筆。我所舍棄的都是可有可無的,一些名分、待遇與我無關,關鍵是不可剝奪我寫作發表的權利。

      我不存在沒的可寫的問題。我只是覺得,力氣沒那么大了,寫不動了,有這種惶恐。我的心態好,基本達到與世無爭。《飄窗》中夏家駿追求副部級,我能理解。我用不著焦慮,他們要的是什么?住房?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及時買到了空間;待遇?我從來也不在乎級別待遇。大家都享受醫保挺好的,一些與名位相關的小樂趣我不追求。

      我還有創造力,我的各種書還在一印再印,尤其關于《紅樓夢》系列的作品特別暢銷。我被市場認可,這是多大的樂子!我去復旦大學講課,二三百人的大廳坐滿了人,還有人擠在門邊站著聽。我有這自信:我的生命價值,不用津貼和頭銜證明。這也是我長期埋頭創作積累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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