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密碼——關于《紅岸止》(程黧眉)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身體里都有許多密碼，不到一定時機，它們都安妥地秘密放在身體的某些角落，偷窺著我們身體的神經走向，偶爾在我們猝不及防的時候，突襲一下，以提示你身體某處的疼痛，然后我們的身體和精神都會不約而同地體察這個痛楚的滋味，在撫慰它的過程中，情不自禁去挖掘它的源頭。

　　這個源頭，對于我，就是我的紅岸和它的故事。

　　我的長篇小說《紅岸止》被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有人說它寫的是“文革”，也有人說它就是一個成長的故事。我承認，這就是一個“文革”歷史中的成長故事。每一個成人都有往事，每個人都有童年，有少年，而當一個人的童年和少年恰巧被扔在那樣一個背景下，這個成長就被歷史所構陷——那個奇怪的年代猶如一張血紅大嘴吞沒我們成長的身體，我所寫的，就是那大嘴里面沒有被矯正過的牙齒，和鮮嫩的舌與唇，所謂唇齒相依，不過如此。

　　我至今記得小時候鄰居一個阿姨脖子上被一長一短耷掛的一雙破鞋；一個小學同學的爸爸在“文革”中被對立派活活打死，我也親耳聆聽過他媽媽的講述：她講述她的丈夫死去時在門板上躺著的樣子時，她眼睛里竟然沒有一滴淚水——那對于少年的我，震動實在是太大了，說驚心動魄并不為過，有很多年我忘不掉那張臉和沒有淚水的眼睛。直到我也人到中年，經歷了許多人與事，我才明白：人在面臨巨大痛苦時，表現的不一定就是電影里和小說里的歇斯底里，更有可能是絕望到無淚的麻木——這就是我的小說中母親朱淡寧的來源，她的身上匯聚了“文革”中眾多的中年女人，她們中有我的母親，我同學的母親，我朋友的母親。她們有豐富的故事和復雜的人性，這些都是年輕時代的我寫不出來的。這個小說里的每一個人，都是紅岸大街上的一條條影子，多少年來在我腦袋內外出出沒沒，與我如影隨形。

　　紅岸——我地理意義上的故鄉，它是達斡爾語“紅色寶石之岸”的簡稱。像所有被稱為故鄉的地方一樣，它也曾有動人的傳說，有新中國工業史上的傳奇。我父親程樹榛在“文革”前創作的長篇小說《鋼鐵巨人》，就是描寫中國第一臺萬噸水壓機誕生在我們工廠的故事，那曾經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是一個鋼花四濺、熱血沸騰的年代。我是那里創業者的后裔，我在這個地方出生，成長。我離開它時，不滿十八歲。

　　負笈京城的日子，我似乎淡漠了故鄉，與所有文藝青年一樣，我曾經矯情地認為自己是個沒有故鄉的人，“紅寶石之岸”，這個奇怪的地名像一串被遺忘的密碼，仿佛故意被埋葬了。但是這個地方卻經常出現在我的夢里，那一大片紅磚樓房，那個巨大的工廠和廠前廣場，一直若隱若現地在遠處佇立著。等到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時，第一個跳出來的字眼就是“紅岸”。我才發現，其實我是很留戀它的，從我寫作開始時起，“紅岸”就是我身體里的一個重要密碼，一直處于屏蔽狀態，一旦時機成熟，只要輕輕觸動，僅僅一個瞬間，就激活了我早年全部的生命痕跡。

　　打開多年不看的文件夾，發現存有好幾個《紅岸止》小說的開頭，奇怪的是，十幾年前的構思，后來再看，居然就像從來沒有中斷過寫作一樣——有一個少年人，一直住在我的身體里，她跟著我到處游走，奔跑，在我的故鄉紅色之岸，在我們那個大工廠的街區，清晨或者傍晚，東張西望……

　　于是，《紅岸止》從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冒出，管涌一般，無法堵住。

　　寫作的過程時有糾結：這本書到底值不值得寫？我做編輯多年，經我的手編輯了不少好作品，當然也編輯了不少垃圾，但是我不希望我創作的是垃圾，我想起國外一位批評家說：你在寫一本書之前，要看看這世界上缺不缺這樣一本書，如果不缺你就不要寫。這句話讓我醍醐灌頂，信念堅定。我希望我寫出了這一代人(尤其是女性)成長背后的那段特殊歷史的真相，人性原本的純真、善良、慌張、私欲、頑強，和被洗腦的荒誕，這一切陰差陽錯地讓一個少女遇見，使她稚嫩的劍鞘左突右沖，在生理和心理都懵懂無知的迷渾中，固執而又倔強地茁壯成長。

　　8歲到18歲，是一個女性成長最重要的階段，我筆下的女主人公“蘇聯”，僅僅是一個代表。一個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女性，一個追求詩意的高貴靈魂在扭曲年代的掙扎，她的愛恨情仇背后，無法更改的那個時代史，演繹成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史記。

　　感謝我的父親，他一直鼓勵擅長散文的我寫長篇小說，我說這本書是為他而寫，他卻說：不，是為你的兒子！這句話給了我力量，我突然覺得這本書的意義大了起來。我正式著手撿起這部小說的開頭時，我的一雙兒子才8歲，在他們的成長期里，我一邊照顧他們，一邊完成瑣碎的本職工作，一邊斷斷續續地創作我的“紅岸”。我上一本書的出版，是14年前，而這本書付梓時，我的兩個兒子已經13歲了。我想，等到他們長大，他們會從媽媽的書里面看見，上一代人，是如何經驗他們的少年痛楚，那一段歷史又是如何荒唐，而人性又是如此赤裸裸地絕望而又充滿希望。

　　這本書不是我的自傳，其中的每一個人物都真實地存在過，但是又找不出具體的人物原型。書出版后我收到許多訊息，許多人說從中看見了自己，看見了自己的母親，她們分別在南中國，在內蒙古，在北京，城市或者鄉村的各個角落。

　　我曾經對很多人說：我們廠的廠前廣場比天安門廣場大。惹來許多人的笑，可是至今我依然固執地這樣認為，一如我從前的記憶。那是很小很小時候就刻印下來的痕跡，抹不掉了。我想，就像歷史的記錄從來不會完全忠實于真的歷史一樣，記憶都是有選擇的，記憶也是有感情的。我身體里隱藏的密碼，只能打開這樣的文件，好與不好，卻都由不得我了。

　　20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