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臥花叢”的歷史風景(簡雄)

——《浮世的晚風》余思

　　讀書十年，寫了三年，拙著《浮世的晚風》(古吳軒出版社2015年1月版)出版后，得到線上線下不少媒體和讀者的推介與認可，讓我這個業余歷史愛好者心存謝意。寫了書，總希望能與更多的讀者分享，這一定是件快樂的事情。

　　明清易代是學界的熱門話題，不僅史料汗牛充棟，海內外今賢著述也十分豐沛。作為中國歷史周期性震蕩中獨特而慘烈的一章，很值得后人深入討論。說獨特而慘烈，是因為一個疆域遼闊、統治二百七十多年的王朝忽然就天崩地坼，末代皇帝被逼上吊。更吊詭的是，暴力替代它的并不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邏輯，而依舊是一成不變的大一統江山，且文化品質更為落后。

　　這當然是正史的敘事方式。有個成語叫“皓首窮經”，說的是正統的治學經驗。但歷史從來是由“經史子集”共同寫成的，缺一不可。譬如史有正史，也有別史或叫“野史”；子有諸子百家，也有“小說家言”。尤其是個人文集詩集，大抵是每一個存在的個體對于一個時代和社會的記錄及其感悟。但我相信，許多歷史的真相恰恰就湮沒在浩瀚的所謂“野史”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海外學界出現了一種“還原”歷史圖景的研究方法，試圖用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視角，通過對“小人物”和日常生活細節的史料爬梳，逼近歷史的真相。眾多學者拋開了正史以帝王和“治統”為主流的敘事邏輯，從看似平淡無奇的事件或人物入手，在大量史料史實的支撐下，揭示歷史的宏大場面和發展趨勢。這類文本完全不同于習以為常的“高頭講章”，細致而可讀，能讓業余歷史愛好者愿意讀、喜歡讀、讀得懂。《浮世的晚風》所做的，正是這樣的努力。作為歷朝最為強大的士群體，明清之際的江南士林大面積“醉臥花叢”，這一時期士林和風月場的交集，被學者稱之為“歷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我以為，“亮麗”倒未必，但廣度和深度確實史所未有。士林通常被看做社會的精英層，而風月場卻是不為社會主流所容的群體。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卻在晚明的轉型社會中高濃度地黏合，無論是所謂“江左三大家”“復社四公子”，還是文壇耆宿；無論是仗劍書生，還是隱逸高人……幾乎被聲色場一網打盡。更讓“禮法”人士目瞪口呆的是，不少竟還“修成正果”，譬如錢謙益與柳如是、龔鼎孳與顧媚、冒辟疆與董小宛、孫臨與葛嫩……等等，它的背后是一種怎樣的文化精神，又揭示了怎樣的歷史發展趨勢呢？

　　《浮世的晚風》說了13篇相互關聯的人物故事，但這“另一種文化精神”正史里幾乎沒有，而是“潛伏”在大量的“野史”中，需要以正史的人物列傳為依據，以士林的大量自述為線索，多種筆記比對，才能證實“野史”的價值。皓首窮“集”，細細爬梳，是一件寂寞而又充滿穿越趣味的事情。我一直試圖創意一種歷史敘事的文本，讓艱難的歷史人物評價，用豐滿的表達方式呈現出來，讓歷史上的人和事個性鮮活地出現在讀者的視野里，按錢謙益的說法叫“變史家于說家，其法奇”“寓史家于說家，其法正”。(《牧齋有學集》卷十四)“奇”即創意，“正”即正道。復旦大學鄒逸麟教授有句幽默：“‘大師’都是‘野生’的，非主觀規劃所能培養。”“野史”如同“大師”，也是“野生”的，當然可以做出品質純正的歷史作品來。

　　不過，說家治史，同樣需要治史的態度和器局，不能當“小說”來編故事。盡管故事似乎確實比道理更容易傳播，但“還原”倘若只盯著瑣碎饤饾，便會降低歷史的價值和品位。更為重要的是，人都有“大節”“小節”，對歷史人物須有一個總體的評估。譬如《浮世的晚風》中較獲認可的《激楚蒼涼》一篇，寫蘇州太倉大才子吳偉業，是以上海古籍版三卷本《吳梅村全集》為基礎，通過對梅村詩文的解讀，結合正史和今賢的傳記、年譜，梳理出梅村人生的兩條線索：一是入世紛爭的政治人格，二是與秦淮名姬卞玉京的情感大戲，呈現出人性復雜的多面。再如寫復社四公子之一的陳貞慧，基本遵循正史列傳中三方面的線索展開，并利用宜興朋友提供的方志家譜，修訂了學界的一些失誤。但大名士“大節”之外的“小節”有助于豐富人物個性，所以我又同時挖掘了貞慧風月場中的一些故事。陳寅恪先生寫《柳如是別傳》，皇皇80萬字，對史料素材的選擇非常明確，即要著力呈現“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浮世的晚風》寫“今古樂道”的錢柳故事，區區2萬字，裁剪史料更要明確而克制。有些先輩筆記相當著名，但情緒很大，則大多略去，譬如計六奇《明季北略》這一條：

　　大鋮據要津，虞山末路，失節投之。一日觴阮于家，以其妾柳氏出為奉酒，阮贈以珠冠一頂，價值千金，錢命柳謝阮，且移席近阮，其丑狀令人欲嘔。

　　李清《三垣筆記》也有一條：

　　謙益降北，隱在南，與一私夫亂，謙益子鳴其私夫于官，杖之。謙益怒，屏其子不見。語人曰：“當此國破家亡時，士大夫猶喪其所守，獨以名節二字責一婦人，可乎？”其言亦恕而平矣。

　　隱，即柳如是的小名之一。錢謙益的話很有深意，但似乎“有損”柳氏“大節”，不錄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