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還要寫作(蔣峰)

　　2012年春天我在南京，有天下午去一家書店避雨。很小一張門面，要彎著腰下幾級臺階才能進去，里面幾乎沒有燈，所有的書都零散地堆在地上，我要跟跳房子一樣找地兒下腳。書架上反而沒幾本書，仿佛從書架到書垛是條單行道，讀者把書從架上拽下來，翻幾頁扔在書垛上，老板就懶得把它們再一一塞回去了。我以為挑不出什么，可在雨停之前還是找到兩本書準備結賬，一本是梁實秋的集子，他是我在寫作文的年紀就喜歡的作家；另一本是我朋友的舊作，以前見到他都是假裝看過這本書，讀一讀讓自己別那么心虛。詭異的事情在結賬時發生了，我拿到門口問老板多少錢。他一臉茫然，皺眉看著我。我知道這種小書店價錢不定，有些是全價，大部分會打折，具體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甚至要考慮那年代的物價，這是個復雜的換算。他把兩本書放到公平秤上，告訴我一斤二兩，算我7塊。我沒明白，問他怎么算的。好像我在懷疑他的業界良心，他讓我再看秤，指著上面的數字大聲說：“6塊一斤，10元兩斤。”

　　這是讓每個寫作者都會心碎的一句話。我去過很多城市、很多書店，我從沒想過會在這里問出菜市場一樣的口令——這書怎么賣的，多少錢一斤？而事實上，菜市場也很難找著比10元兩斤更便宜的東西。豬肉15元一斤，牛羊肉30元一斤，香蕉蘋果也不止這個價。真的，每個字要寫多重才能生存？

　　我14歲立志當作家，18歲開始寫作，小時候以為作家可以有很多種活法，像歌德那樣高光，像卡夫卡那樣陰暗，像拜倫那樣多情，像福樓拜那樣孤獨，像格林那樣居無定所，像厄普代克那樣足不出戶。他們都寫過好書，都曾激勵我前行，可我從來不敢想象，有一天這些大師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樣滴著血，放在秤上論斤賣。

　　對文學而言，這是最糟糕的時代，視聽藝術更快捷、更準確地替代了文字閱讀；人均每年讀書不到5本，其中還算上中小學生的20本教材；圖書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遞減；近10年的研討會都在討論文學是否已死，或是還有多久會死；那些剩下的作家，仿佛邪教成員一般稀少而古怪。這種種的一切讓我在30歲的時候開始質疑：最初的夢想是不是一個死胡同？15年前王小波就自問《我為什么要寫作》，他說他要做那個反熵的人，他認為他有文學才能，他要做這件事。他提醒過我們做這件事有多苦，只是他沒說有那么苦，而且15年后會更苦。

　　我于2004年出版第一本書，到現在剛過10年，陸續出版幾本長篇。或好或壞，但我一直在努力。有過一些吹捧之辭，說我如何堅持，如何有實力、有潛力，早晚成大器。這些懇請不要再講，聽起來說起來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敗之音。說多了沒意思，我肯定往前走。也有人勸我做些富貴事，反問我，繼續寫作有意義嗎？難道寫得過博爾赫斯嗎？說這話的是前輩，我擔心是好意，所以沒翻臉離席。我想回答他，首先，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寫得過博爾赫斯，他站得再高也沒擋著我的路；再說，就算寫不過，就算一萬個寫作者才能頂出一個博爾赫斯，我起碼可以為9999個白骨貢獻一個單位，不要那么懷疑地看著我，我沒粉飾自己，總要有人做白骨。

　　這十年所有審判文學的研討會我都沒參加，我不相信文學會死，我不相信我的夢想是一個死胡同。沒有理由，我必須信，因為只有相信這些，我才有力氣干好這件事。也許這些可以解釋，我為什么還要寫作。

　　這是文學最壞的時代，但也是最需要我們的時代，要是文學哪天真的守不住了，那我就做一個文學守陵人，告訴來往的后人，文學曾經葬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