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作家要對歷史負責(鄭彥英)

　　接到撰寫《蔡文姬傳》的任務時，我很爽快地答應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對蔡文姬很熟悉，當時就想起了《三字經》里有關蔡文姬的句子：蔡文姬，能辨琴。當然也想起了郭沫若老前輩的名作《蔡文姬》，這部舞臺劇的名句依然響在耳邊。

　　但是真正開始寫作準備時，才發現自己所知，完全是九牛一毛。而且，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把握上，還走了彎路。

　　彎路源于對已有文獻的迷信。

　　比如郭沫若老前輩的話劇《蔡文姬》，在寫到蔡文姬與董祀的婚姻時，將這場婚姻寫得非常自然，甚至還有戀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讓人覺得很自然： 董祀和漢使周近一起到匈奴去接蔡文姬，在回來的路上，蔡文姬夜夜彈琴哭泣，董祀便去安慰，幾十個夜晚過去，兩人由心靈接近繼而產生感情，這樣一來，董祀娶 蔡文姬為妻就水到渠成。而且，董祀犯罪，也是因為在途中這幾十個夜晚，被視為擅自闖進蔡文姬的帳子，行為不檢，獲了死罪。蔡文姬為了救董祀，大雪天，蓬頭 跣足，求情于曹操，曹操當著文武百官的面，赦免了董祀的死罪，派快馬追回成命。這樣一寫，蔡文姬的第三次婚姻變成了自由戀愛，有聲有色，跌宕起伏。

　　然而，我在查閱曹操年表和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的大事記時，卻赫然發現，郭老把牛頭對在了馬嘴上。

　　首先，曹操派到匈奴的漢使，是一個名叫周近的官員，并非董祀。既然董祀沒有去接蔡文姬，那么，怎么談得上屢次到蔡文姬的帳子里去安慰呢？

　　《后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第七十四》如是記載“……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

　　這里記得很清楚，是曹操派使者贖回蔡文姬，而不是派董祀，如是董祀，后漢書完全可以寫清楚，并不必寫派使者贖回，重嫁于祀。

　　查清真相后，原來關于蔡文姬第三次婚姻的寫作構架，只好作廢，重起爐灶，搜尋歷史記載中的點點滴滴，然后編織。

　　還有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清清楚楚地寫道，蔡文姬與董祀結婚后，生一子一女，女兒叫羊徽瑜，嫁給了司馬師。

　　這就奇怪了，難道蔡文姬與董祀生的女兒，就這么不清不白地姓了羊？

　　有了前面的經驗，我當然沒有輕率相信，而是認真查閱典籍，終于弄清楚，上黨太守羊衜妻子去世后，娶了蔡邕的第二個女兒續弦，羊徽瑜就是他們生的女兒，后來成為司馬師的妻子。

　　這一查，不但查出了羊徽瑜的真實身份，而且查出了一條重要線索，那就是蔡文姬有一個妹妹，而且嫁給了上黨太守，這在兵荒馬亂的年月，是一個重要的依靠，也是重要的親情寄托，當然，蔡文姬的生活中，也就少不了妹妹的身影。

　　《蔡文姬傳》付梓在即，編輯部讓寫一點感想，雖然以上感想很私人，但給了我重要啟示：歷史是一步步走過來的，回溯歷史，就要一個腳印一個腳印閱覽，千萬不要輕信權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盡最大力量還讀者一個真實的歷史，呈現給讀者一個個真實而親切的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