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牽動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王樹增談《抗日戰爭》創作(易明)

王樹增

　　全民抗戰雕塑

　　提起作家王樹增，很多人都會想到他的戰爭系列創作。從2006年開始，王樹增先后出版《長征》《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等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形成了全新的戰爭史寫作范式，也為戰爭文學樹立了新標桿。這一系列作品所具備的堅實宏大的結構、國際視角、現實觀照以及詳盡的資料，贏得了數百萬忠實的讀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王樹增又隆重推出了《抗日戰爭》系列，全景式再現了抗日戰爭的慘烈與悲壯，被譽為70年來第一部反映中國全民族抗戰史的非虛構文學作品。

　　寫出不屈的民族性格

　　有人曾問王樹增，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有那么多軍事研究專家，你憑什么寫戰爭？王樹增回答：“我不是軍事學家，不是歷史學家，也算不上學者，充其量就是一個作家，從事非虛構文學的寫作。我的作品，包括戰爭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實際上是寫一個民族的心靈史。《長征》寫永不言敗，《解放戰爭》寫人民的力量。《抗日戰爭》則是寫不屈的民族性格，思考民族之所以有頑強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

　　在王樹增看來，抗日戰爭對于中國來講過于殘酷、過于不公平。這是兩個國力、軍力十分不對稱的國家之間戰爭，和后來蘇德發生的戰爭完全不一樣。當時中國軍隊唱的歌是“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我們處于冷兵器時代。但是日軍是什么？日軍是航空母艦時代。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工業，少量的民族工業非常可憐，是落后的農業國，天災人禍頻發，農業生產力低下。再看看當時的政治、軍事背景。從民國初延續下來的軍閥混戰形成了中國當時獨特的政治體制和軍事體制，中央只能管一小塊，蔣介石從來不是名副其實的三軍統帥。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當時所謂的中國軍隊，包括有幾輛坦克的中央軍在內，都缺少現代戰爭觀念。于是，從盧溝橋事變到第二次淞滬會戰，日軍作戰指揮部戰役規劃參謀的計算方式是1∶10，也就是日軍的一個師團，至少可以對付中國10個師以上，甚至更多，傷亡比例也可以這樣計算。

　　寫抗日戰爭，王樹增并不只是簡單地記錄戰爭的過程，而是努力寫出一種精神。比如，用大量篇幅寫到了高校的轉移。當侵略者到來時，那些高校師生不愿意以順民的身份在淪陷區安放書桌，所以，即使有些教授年歲都很大了，寧可步行一兩年也要到后方去，難道這些師生們不是英雄好漢嗎？王樹增覺得這些人讓他肅然起敬。多少教授和青年孩子就死在了半路，生病、挨餓、被轟炸，而且還扛著儀器，帶著實驗室的設備。書中寫到華東的一個農學院轉移，很多師生死于路上，用于教學的兩頭奶牛卻活了下來，因為它們是實驗用品，荷蘭最好的種牛，這些師生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它們。

　　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在書中，王樹增專章談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的問題。王樹增說，“中流砥柱”這4個字，現在也是社會輿論爭論的焦點。他個人認為，之所以說中國共產黨人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主要論據不是軍事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這有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中國共產黨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當時中國一盤散沙，共產黨人愿意拋棄前嫌，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僅僅這一點就很了不起。為什么？當時中國最主要的黨派之爭是國共之爭，國共是兩個死對頭，但一旦面對強敵、要亡國滅種之時，共產黨一方能夠站出來公開說服從國民政府領導，服從民族命運這個大趨勢，這對各路軍閥和各路小黨派能起到很強的引領作用。沒有萬眾一心，抗日戰爭打不下去。因此，怎么高度評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創造和建立都不為過。

　　第二個理由，《論持久戰》是保證抗日戰爭最后取得勝利的關鍵性戰略思維。王樹增說，我們現在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依然會佩服這位偉人的戰略思想。它用毛氏文風敘述了戰爭的進程以及每個階段的對策，被歷史證明精確無誤。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當時蔣介石案頭有這本書，白崇禧等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案頭也都有這本書。

　　第三個理由，就是廣闊的敵后根據地的建立。王樹增指出，論述抗日戰爭的中國戰場，偏重哪一個戰場都沒有辦法解釋戰爭的進程，二者廢其一，就等于砍掉一條腿。沒有敵后戰場，正面戰場絕不是這個樣子，敵后戰場始終牽制著日本幾十萬的部隊，雖然最后的日軍部隊已不是精銳，全是丙級兵團。日軍主力兵團在哪里？不在正面戰場上，而是跑到緬甸和太平洋戰場去了，守硫磺島去了。我們的敵后戰場牽扯日軍的兵力沒低過40萬，這個日本檔案有記述。

　　突出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抗戰

　　“我有一句話，我從來不拿黨派之爭的觀點看待這場戰爭。誰拿這種觀點去看，就對不起我們的先人，是小肚雞腸。”王樹增曾在多個場合說過，如果我們對這場慘烈的抗日戰爭的表述和認知過于狹隘的話，對那些倒在戰壕里的年輕生命就是不公平的。這場戰爭是全民族的抗戰，幾乎動員了全國所有的階層、所有的黨派，甚至所有的國際力量，還有那些散落在世界每個角落的華僑。這場戰爭牽動了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沒有這個前提，就不能解釋這場戰爭的結局。

　　近年來，王樹增覺得國內對于抗日戰爭的看法越來越理性、客觀。他認為這是一種政治智慧，因為贊揚別人不等于貶低自己。用寬容的心態看待歷史，實際上是樹立自己的人格形象。他說，寫抗日戰爭，站在一個民族的立場上，永遠不會犯錯，永遠是正義的。他現在給讀者提供的是比較公允的立場，比如在作品中很少用共產黨軍隊、國民黨軍隊這樣的詞。這是因為，這樣的詞在抗日戰爭中并不存在。抗日戰爭中對中國軍隊的稱呼有幾個：從日方來講，是中國軍隊；英美叫華軍；汪偽政權建立后，日軍對中國軍隊的稱呼變成兩個，一個是南京軍或者政府軍，實際就是偽軍，另一個是重慶軍，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共產黨的軍隊，在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之后，改編成國民革命軍，是在中央政府統轄下的編制中的一支。共產黨軍隊這一稱呼，在抗日戰爭中日軍都不這么強調，現在更不必特別強調。

　　盡可能靠近讀者的心

　　《抗日戰爭》是王樹增戰爭系列的最后一部。在談到為什么把《抗日戰爭》放到最后來寫時，王樹增說，沒有其他理由，就是太難寫了。

　　第一個難度，史料之浩瀚令人難以想象。搜集整理工作已經遠遠超出5年，20多年以來他一直關注整個戰爭系列所有的檔案史料。相比其他作品而言，《抗日戰爭》在史料的查證、收集、采訪和運用上的難度最大。實際上，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我們這么多年來對這場戰爭的檔案的整理留存以及口述歷史的留存等等都做得不夠。王樹增感嘆，我們遺忘的太多了，對那些在這場戰爭當中為這個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對這段歷史也不公平。

　　第二個難度，在搜集資料時，王樹增還發現一個問題，東方人治史不嚴謹，虛妄的太多，可信度不高。很多歷史表述，判斷比較多，數據一看就是離譜的，普通讀者看不出來，但研究者看深了看多了就知道這是離譜的。所以必須去做很多去偽存真的工作，這個工作是讓王樹增耗費時間最多的。

　　第三個難度，在認知上也有不小的問題。王樹增坦率地講，至少他腦子里現在對抗日戰爭的認知和少年時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樣的。他說，毋庸諱言，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抗戰史的表述實際上是有過偏頗的，這種偏頗也造成了今天廣大的中國讀者對抗日戰爭的某些認識往往形成輿論的焦點和熱點。這些遺留下來的歷史話題、輿論話題，至今還在熱議不衰。王樹增說：“不敢說《抗日戰爭》回應了讀者的疑點，但我知道讀者心里在想什么，我盡可能地靠近他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