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村的位置與回字的幾種寫法(張銳強)

　　動筆之初，我心里便有明確的目標：復活一個立體的杜牧、歷史的杜牧，以匹配這個宏大的出版計劃。所謂立體比較好理解，就是要發掘出被歷史塵埃遮 蔽的詩人的真實性情，不僅僅是我們印象中的詩酒風流那樣簡單和標簽化。這份努力的收獲，就是總結出了杜牧的“長兄人格”。在弟弟跟前，與在朋友跟前，杜牧 是不一樣的。他對弟弟諄諄教誨，但自己行事卻并不那樣。這種“口是心非”是長兄人格與詩人氣質的混搭，或者說沖突。

　　歷史的杜牧需要多說兩句。我希望在書中還原唐朝，確切地說，是杜牧生活的中晚唐時代，因而在細節考證上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就是官制。在詩人的傳 記中作此努力，似乎有跑題之嫌，但其實沒有。中國向為官本位之國。孟子說過，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孔夫子尚且如此，何況晚生后學。對于志存高遠的儒 者而言，他們如此熱衷于做官，不是要當林黛玉口中的“祿蠹”升官發財，而是想做一番事業。修齊治平，必須當位。不在位，如何謀其政。

　　具體到杜牧身上，我們如果要真正理解他的詩，他在詩中表現出來的落魄與不得志，他平生的郁悶愁煩，必須要從官制著眼。身為名相之孫，對他來說三品刺史顯然不夠。他要的是出將入相。否則便是投閑置散，便是生不逢時不得重用。

　　傳記寫作必須嚴格遵照史實。我對這本書的期許是，將來我死了，書照樣還能賣，不會因為史實與考證的問題而束之高閣。因而我絕不向壁虛構。那些有 大段對話的傳記，我是不會讀的。將心比心，以己推人，我也不會那么寫。我想讀者對本書的期許，不是《論語》或者《國語》。我寫的也不是話劇。雖然關于杜牧 的有效資料不多，我依舊將“合理虛構”的選項果斷擯棄。那些無數的歷史空白，我寧可從跟杜牧有交游的人身上，竹籃打水一般考證。說無一字無出處可能有些夸 張，但的確心向往之。

　　說到考證，書中例子很多。比如杏花村的位置。目前影響比較大的一是山西汾酒所在地，二是安徽池州。池州說似乎言之鑿鑿，《辭海》干脆直接注明杏 花村在池州。但我在書中提出了質疑。我認為，詩中的杏花村在湖北麻城縣的可能性，至少不低于安徽池州。主要根據是杏花村就在池州城外一里許，素來喜好山水 的詩人杜牧，不會在上任半年之后還不知道出產名酒的名村，也不應該在離目的地如此近的情況下，還想中途喝上一杯，以舒愁腸。不僅如此，“斷魂”的情緒，也 更切合于黃州。那是他初次外任州郡，以貶謫自居，因而無比郁憤。轉任池州后，一來級別升入三品，二來傷口也已經結痂，似乎不必如此“斷魂”。當然，此說的 前提，是此詩的作者的確是杜牧。畢竟它沒有錄入《樊川文集》。

　　交稿之后再審視作品，感覺這些官制、制度與細節的考證的確占了不少篇幅，隨即想起孔乙己。回字的幾種寫法雖是夫子自重，卻又遭遇魯迅先生的無情 嘲諷，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似乎再也不能脫身，我輩當自警。然而轉念細思，自信又重回心頭：這些考證即便真是回字的幾種寫法，也不成問題。因為魯迅的時代國家 將亡，救亡圖存間不容發，不能實用的學問的確應該向后靠靠；如今世易時移，眾神自可各歸其位。回字的幾種寫法是研究文字的基本功，必須有人愿意扎扎實實地 做學問。若說文化自信，這便是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