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獨上閣樓(金宇澄)

圖為金宇澄在散文集《洗牌年代》中的手繪插圖《除夕的上海》。(圖由出版社提供)

　　《繁花》從初稿300字起，就看見了讀者的意見——每天貼出一小節(jié)，就獲得讀后議論，整個初稿階段，我和這部小說(如今它還掛在網上)一直伴隨讀者的貶褒，直到最后完成。

　　初稿面對讀者，是西方舊習，作者寫一頁小說，寫多少行的詩，習慣念給朋友聽——這是當今盛行的“作品朗讀會”緣起，其實卻是傾聽建設性意見的某個過程，不是標準出版物的朗讀。伴隨報業(yè)的興起，狄更斯式“連載”繼承了這類做法，作者隨寫隨發(fā)，以初稿面對讀者，取得更多的閱讀關注，不少作品是在發(fā)表第一個段落起，就擁有讀者的陪伴——民初不少小說，包括魯迅《阿Q正傳》，也這樣寫成一段就直面讀者了，讀者可以給作者、編者去信，發(fā)種種議論，作者可以在小說里產生某種回應。

　　很多年以后，這種書寫的舊方式不再有了，報紙連載小說都是出版后的選擇，我們再寫小說，是埋首書齋的一種安靜方式，不再有初稿的讀者，完稿后只給第一讀者——小說編輯去讀，這個沉默過程一般經過幾年，得到發(fā)表或退稿的消息，是編輯一兩千字的意見，也就是全部書稿的閱讀感受了，想知道更多讀者感想、紛繁的議論，必是在出版后的一段時間才會獲得。上述兩者之比，可以知道《繁花》在初稿階段，作者享受一路無窮無盡的讀后感，并非“新鮮”兩字可以囊括——作為幸運的寫作者，是一種極度的奢侈與愉悅。

　　初稿期間，作者自謂“獨上閣樓”，不用真名，也是連載的舊樣式，得到心身自由與種種陌生感，是我意外的體會，仿佛我立刻換了一人，有脫胎換骨的改變，寫一件事，寫許多人，寫整個小說，心隨意愿，得到更放松的拓展，一個始終有姓名、始終穩(wěn)定的寫作者，無法體會這種無牽無掛的縹緲——忽然間，原本的你已經消失，你不再是你，你原有的敘事習慣，你和原來的種種寫作障礙，仿佛脫盡了干系。

　　每天寫一節(jié)，每一節(jié)結尾的處理，有意無意形成一種現(xiàn)場感——作者始終是相當緊張，感到孤身立于高臺，每天更新文字，每天暴露于讀者眼前，這種嚴峻和愉快的復雜感覺，難以言表，文言的意思，大概就是“警敏”，超常的謹慎，調動全身心投入，逼出所有的經驗和力量，沉睡的記憶都早早醒來，無時不刻供你自由選用和拿捏，迫使作者進入到更為冷靜，也更喧雜的狀態(tài)里，讓你與人物、故事緊密呼吸，篇幅也在無意間通常每節(jié)的兩千字，逐漸升溫到最佳狀態(tài)每日六千字，心事重重，寢食難安，不吐不快。除趕回家寫字之外，沒任何的興趣，應該是懷孕的一種心情，一種異常的幸福、吸引與被吸引的牽引，身不由己。

　　《繁花》從初稿到出版，經過數度修訂，但仍然按照原結構、原章節(jié)的樣態(tài)成書，保持了原有的節(jié)奏與氣息，包括每一節(jié)突然停止的方式……仍像是當時每天完成的模樣，尤其每小節(jié)形成余味的結尾，與一般敘事是明顯不同的，是一段一段相對獨立的空間，仍可以隨時迎接讀者的置評，它每一節(jié)，當時都獲得近千字的評語——不同的寫作場域，作者在章節(jié)的表現(xiàn)和效果，就會這么不一樣。

　　博爾赫斯喜歡《一千零一夜》，他認為寫作的真諦是“旨在給人感動和消遣”。對于讀者，消遣和感動是閱讀的重要部分，“不醒世與教化”是文學允許的方向，一如我們“愛以閑談而消永晝”舊傳統(tǒng)，放松身心，進入無盡的回憶，在無數的閱讀意見面前，作者從來沒有如此靠近他們的現(xiàn)場，清晰看到他們的喜樂，明白了當下所面對的他們，已不是假想中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文學老讀者，他們可以有“閑散”空間，可忽略繁復的分析和勸化，卻必須觀看到你的生活主張，你發(fā)現(xiàn)的一種主張，記錄平凡和特殊的主張。

　　茅盾先生在《子夜》中，采取多個坐標方式，寫出了他心目中的城市。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書寫重心逐漸轉移，也是這單一背景中，我從上海轉去黑河的鄉(xiāng)野務農，但關于“城市坐標”的概念，在我眼里始終沒有暗淡，而是更深刻和誘人，更為奪目和重要。

　　尤其到了“城市化”當下，借用前輩這個方式觀照文學，城市也就表露出它最重要的特點——面對無數賴以生存的人群，它始終像一座偉大的原始森林那么深邃、溫和、復雜而豐富、生氣勃勃、深不可測。城市迷人的輪廓、難忘的細部和遺落的瑣事，它的喧嘩騷動、沉默無言、口口相傳的人聲與嘆息，那么令人難以忘懷。

　　這讓我感悟到，城市與鄉(xiāng)野的主題始終密不可分，同樣是普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同樣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斷發(fā)現(xiàn)、積累和忠實表達，需要更充沛的熱情和投入。城市同樣是打開文學視野的一把鑰匙。

　　(作者系著名作家，其長篇小說《繁花》獲2015年茅盾文學獎)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組稿：許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