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和平而戰——圍繞《我的土匪爺爺》進行的訪談(趙培光)

　　作品提要：

　　土匪爺爺的故事發生在東北淪陷時期，在浮華猖獗的社會變改之際，一個農家孩子張黑子先是與一個絕戶老土匪張禿子有了父子之情，隨后又與董大茶壺的女兒董雪相戀了，提親后遭到董大茶壺騙婚，而這騙婚背后的圈套引發了東北大地上胡子們的萬象之態，還帶給了他們支離紛崩、始料不及的命運……

　　身為一名作家，孟曉冬在過往的歲月里勤于筆耕，留下了大量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和詩歌。近日，他再次打出重拳，以長篇小說《我的土匪爺爺》擂響文壇。這部作品由北京線裝書局出版，一面市就受到讀者的熱捧。不僅各大紙媒、網站的評論飆升，在幾大購書網站的銷量也直線上升……

　　下面，是我(趙)對他(孟)的訪談。

　　趙：曉冬，首先向你表示祝賀！以前呢，讀你的《親親柳條邊》和《善良就是苦》以及《深深的母愛》、《河南奶》、《誰把拉薩放在了高原》等作品，就覺得你是個很有情義的作家，所以內心里比較認可。這次，你接近隆重地推出《我的土匪爺爺》，我想問一下它的創作靈感來自哪里？

　　孟：說實話，這部小說對我而言，既是一種承接，又是一種突破。“九一八”以后，東北淪喪，我的家鄉九臺因地處交通要沖，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寇抓勞工修建了西大營，用以儲備軍用物資，如今西大營仍有跡可查。盡管日寇十分猖獗，但是家鄉人民的反抗斗爭從未停止。這是一場悲愴壯烈的全民族抗戰，既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原東北軍將士，也包括普通民眾。

　　其中，抗日英雄羅明星是九臺營城煤礦的礦工，因不甘做亡國奴，他拉起抗日隊伍，奇襲偽警察署、攻進九臺縣城、取得煙筒山大捷。1932年10月，在九臺馬鞍山附近伏擊日寇運輸車的戰斗中，羅明星所部不僅將火車炸成一堆廢鐵，而且一舉殲滅隨車押運的日本鬼子70多人，繳獲幾百支槍和大量軍用物資，令日寇聞風喪膽。他的隊伍被稱為“中國最早的鐵道游擊隊”，最強盛時達到六七千人，并于1933年7月加入楊靖宇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被編為十九支隊，羅明星任隊長。位于九臺西南部的放牛溝鄉，民眾成立抗日組織大刀會，殺死日寇十多人。此外，還有李家圍子的百姓、甚至一些土匪也紛紛加入到抗日斗爭的洪流之中……

　　我從小就是聽著英烈們的故事成長起來的，先輩們舍身報國的精神始終影響感染著我，激勵著我。這也是我創作這部小說的原動力，靈感自在其中了。

　　趙：看這名字，則可以斷定小說的地域文化特色，你是怎樣把握和運用的？

　　孟：每位作家都有屬于自己的心靈家園，像陳忠實筆下的白鹿原、賈平凹筆下的商州、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這個家園更多表現在對故鄉的熱愛和理解，當然，每位優秀的作家都有濃郁的故鄉情結，因為故鄉是作家創作的根。人生就是一棵大樹，無論生長得如何茂盛都離不開根的滋養。

　　我的家鄉九臺是座美麗的東北小城，而在歷史上，它又是柳條邊重鎮。清王朝為了保護其祖宗肇始之地，修建了蜿蜒兩千多里的柳條邊，還頒布了禁邊令。如今，我們常常談起長白山文化，而由柳條邊衍生的邊臺文化正是長白山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有位學者說過“只有推開邊臺文化的門，才能見到長白山文化。”石鐘山老師常羨慕我家鄉的地名，像廟香山、石頭口門、其塔木、猴石、土們嶺、卡倫，還有松花江中的小村套子里，一望無際的柳條邊……我在這部小說中之所以突出東北特色，就是要展示長白山文化，尤其是邊臺文化的獨特魅力。

　　趙：我注意到在《我的土匪爺爺》里有關于“私奔”的描寫，眾所周知，莫言的《紅高粱》中有“野合”的描寫，而網絡作家木子美的《遺情書》則存在大量的性描寫。你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筆力支撐是什么？

　　孟：首先文學是人學。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并不避諱愛情和性描寫，孔子也坦然地說：“食色性也”。文學既然是“人學”，就不應回避情愛甚至性愛的描寫，但文學絕不是性學，文學是真、善、美的載體，應給讀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糧，這是作家應具備的道德感或曰社會責任感。

　　我也注意到了以自曝性事而“一炮走紅”的“木子美現象”，對于這些做法我不太敢茍同。

　　文學發展到今天，尤其是在網絡文學沖擊的當下，需要我們反思的東西很多也很雜，但我想其核心還是堅守與迎合的問題，是堅守人類美好的情感，還是迎合低級、庸俗的口味。中國人自古就講“文以載道”，文學應該給人以美感，引導人們追求真、善、美，從而起到凈化心靈的作用。文學的神圣性就在于此，如果拋開了這一點，文學便無從談起了。我們看古今中外的經典，都是這樣的。去掉色情描寫的《金瓶梅》依然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勞倫斯的性愛描寫給人以美感，而不是欲望的沖擊。這些作品都和木子美的《遺情書》有著本質的區別。

　　愛情是文學作品永恒的主題，因為愛情本身就是人類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而愛情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的忠貞性和純潔性。這部小說里雖然講述了一個“私奔”的故事，但這個故事從來沒有背離人類本性的美好。在這一點上《我的土匪爺爺》可以和莫言的《紅高粱》作以類比。《我的土匪爺爺》是用人性的觀點描寫東北胡子的生活，通過人物的私奔情節，使土匪在傳奇的故事情節中展現出人性復雜而深刻的一面。它不是用類型化和臉譜化去定義一類人，而是用七情六欲、俠肝義膽來支撐人物的完整形象。用“私奔”的人性去探索生命的意義，這就是我想要在文字里傳導出來的意圖。

　　趙：小說的人物有血有肉，充滿傳奇又極富個性，你是為了取悅讀者，還是源自文學的理念？

　　孟：與散文、詩歌等文體不同，小說本身就是以刻畫人物形象為中心，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體裁。如果讀者能有這樣的體會，那我很高興，至少是說對我這部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肯定。

　　故事永遠是小說的主體，優秀的小說家必定是講故事的高手。作者要善于編織故事，還要善于把生活的矛盾和沖突的必然性寄寓在偶然性之中，合乎情理，出人意外，以此來表現主題，塑造人物形象，并達到扣人心弦、引人注目的藝術效果。

　　任何文學體裁都有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文學避免不了要受到市場化、商品化的沖擊。如何既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又保持文學的純潔性，是每一位作家都應該認真思索的問題。我認為作家的使命意識很重要，只有創作者懷有強烈的使命感，才能保持文學作品的嚴肅性，保持文學本身的尊嚴。

　　趙：莫言在諾貝爾獲獎感言中說：“作家

　　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苔之歌》。”事實上，他在這里講了一個小說的文學性與創作性技巧之間的問題。我想知道，對于小說的文學性與創作性技巧，你更偏重于哪方面？

　　孟：小說的文學性和創作技巧兩者并不矛盾。想要把小說寫得好看，必然需要一定的創作技巧和文學性。但是與這兩點相比，作家的生活經驗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莫言所說“無論多么有才華的作家，都不可能脫離自己的生活來寫作，盡管作品可以寫得上天入地，可以寫得牛鬼蛇神，但就像一個人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土地一樣，作家也無法脫離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有積累更多的生活經驗，對人的認識才能更全面而深刻，寫作時才更有把握，寫出來的人物才更有真實感和生命力。

　　趙：小說好評如潮，也許你始料未及。那么，你一定有諸多的感慨吧？不妨說說看。

　　孟：小說問世后，能獲得大家的喜歡，我確實非常高興。別說什么成就了，我要感謝的人當然很多。首先，我要感謝每個階段的同事。這部小說從構思到出版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漫長時光。在這十年里，我做過文學編輯、新聞記者，還主持過文聯工作，無論走到哪里，身邊同事都為我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給了我極大的包容，如果沒有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我不可能靜下心，去完成這部作品。

　　我還要感謝我的幾位老師，尤其是著名作家石鐘山，他對這部小說備加青睞，在百忙之中擠出時間反復與我溝通，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自始至終都充滿了對基層作家的關心和熱愛。石鐘山老師的幫助對于這部小說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還要感謝讀者朋友們對這部作品的厚愛。毫無疑問，讀者的理解和支持是對我最大的鼓勵。今后，我會繼續努力，創作出更高更好的作品，回饋所有支持我、關心我、幫助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