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說寫于1995年的秋天,當時我26歲,在一家報社工作,租住在北京朝陽區八里莊的一幢居民樓里。那個時候,從租住的五樓下來,我常常會溜達到不遠處的老魯迅文學院旁邊的胡同里,吃鹵煮火燒。附近還有一個民間的文學院“愛文文學院”,創辦人是一個編輯各類當代文學大辭典的甘肅人,他叫舒凌。因為文學院就在附近,我就偶爾溜達到他那里去蹭飯,吃過他的太太張晴包的餃子。張晴后來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漂在北京》,記述了京漂的艱難生活。
舒凌是一個文學發燒友,他用編輯各類文學大辭典賺的錢,不僅辦了愛文文學院,還辦了一個純粹的民間文學獎“愛文文學獎”,我記得,這個獎先后頒給過王蒙、張承志、西川等作家詩人。幾年后的一天,據說經濟狀況變糟的舒凌就消失了,拋家舍妻,不見了。直到現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在愛文文學院的院子里,還第一次見到了作家劉震云。那時候他常常騎個自行車,帶著他的女兒妞子回家。當時他還在農民日報社上班,天天騎車去報社,躲在辦公室里拔掉電話線,寫他那200萬字的4卷本長篇小說《故鄉面和花朵》。我們也一起去舒凌的文學院,吃飯、聊天、談文學。晚上回到五樓的房子里,我就一邊喝紅酒,一邊寫這部小說。
現在想起來,在寫這本小說的1995年,我是多么的焦慮和充滿了激情。我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借助30瓶葡萄酒的力量,完成了它。這部小說,就結構而言,我采取了雙線結構,一條線是幾個主要的藝術家的活動;另外的一條線,是每章寫一個單獨的流浪藝術家。也就是說,奇數章節都是敘述單個藝術家的情況,而偶數章節則按照小說主線發展,就像是用一根鐵絲串起了一串糖葫蘆。這是向我從大學時代起就非常心儀的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學習的小說結構技巧。
而且,我那時因為在報社工作,每天接觸新聞,特別迷戀信息的作用。我一度認為對于小說來講,信息比想象力更為重要。我就想,也許未來的小說發展路徑,就是將故事、想象力和數據信息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寫作方式,會出現一種新的文學——信息化的文學。但是,后來我不這樣看了,因為文學是精神性的,是借助語言的美呈現的,其想象力是任何借助工具傳達的信息所無法替代的。
我記得,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試圖找到一種類似打擊樂和搖滾樂的節奏,那時我一到夜晚就陷身于一種莫名的不安之中,那是被激情和靈感以及酒精抓住的不安,使我在臺燈邊的黑暗里走得很遠,而沒有任何人看見。白天的時候,我跑新聞,去采訪包括流浪藝術家在內的很多人,晚上我就寫這部小說。我記得,在上世紀的90年代中期,北京就已經有了相當多的京漂,這些京漂構成了城市的邊緣人群。而我則把目光聚焦到了那些流浪藝術家身上,這部小說就是描繪和獻給他們的。那時候在一些飯局上,我曾先后見到了栗憲庭、方力均、王廣義、張洹、高氏兄弟等藝術家和詩人,他們帶給了我信息和靈感,使我的這部小說具有了獨特的時間感和當下性。
現在回想起來,那種追求藝術的夢想和激情的痕跡依稀尚存,但今天已經物是人非了。最近10多年,那些流浪和定居北京的藝術家群體發生了很大分化,有的成了億萬富翁,有的遠走海外,有的銷聲匿跡、默默無聞,甚至已經離開了人世。只有我這本書,成了一個特定時期的“北京時間”里的特殊人群的留影和紀念。
(本書為《白晝的喘息》的自序,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漓江出版社于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