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出我的“知道”(沈昌文)

沈昌文 資料圖片

　　著名翻譯家、三聯書店解放初期的骨干編輯王復加先生，關于三聯書店于1951年的被撤銷，有一句名言：這是被“凌遲處死”。當時把三聯書店的業務分解為幾個片，分別改屬別的好幾個單位，而又在人民出版社保留了一個出書的虛名，實際上世上已不復再有三聯書店這單位了。說這是“凌遲”，并不為過。

　　這么過了30多年，到上世紀80年代，在一些老同志的呼吁下，三聯書店又被允許恢復了。

　　到了這時候，許多三聯書店的老前輩已經退休甚或過世，陰差陽錯，讓我這個同歷史上的三聯沒有多少關系的人來重建那個已被“凌遲處死”的出版社。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當過好多年出版社領導的秘書，見過他們怎么管理一個出版社。但是，那都不是被“凌遲處死”過的單位，沒有那么“一窮二白”。現在，給了我30萬元，讓我著手從一片空地上重建三聯，談何容易。

　　最難的是編輯工作。就當年出版工作的管理方式說，三聯書店已經沒有任何現成的“地盤”。萬般無奈，我爭取到“文化”圖書的分工。可是沒有熟練的編輯，怎么辦？這時我想起了三聯書店被“凌遲”之前的老編輯張梁木。老張是新中國成立前的進步新聞工作者，進了三聯以后，在陳原領導下負責編輯地理圖書。陳原經常表揚他善于聯絡作者。他不是學地理的，但是白手起家，幾年之內使三聯成為當年主要的地理書籍出版社之一。陳原經常給我看他寫的訪問報告，繪聲繪色，生動詳盡，十分動人。看得出來，他的成功，起因于他能真誠團結作者。于是，張梁木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三聯書店沒有辦公室，怎么辦？我從熟悉的單位借了一些小房子。于是幾十個員工分別在北京東城、南城五個地方辦公。我這個總經理，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天天往這五處跑。這個形勢，逼我把三聯書店實際上辦成一個“皮包出版社”。上世紀40年代末，我曾在上海伺候過一些皮包出版社的老板，他們還常常讓我替他們的出版社干活，然后給我一些小費。現在我居然想把三聯書店辦成皮包出版社，這事說出來準得挨罵，因為實在太丟人。

　　但是一些老干部倒很同情我的處境。出版界的元老王益同志，多次想辦法幫我走出困境。另一位元老陳原同志，在精神上十分支持我。當我有難處時，他會用外語對我說些鼓勵的話，告訴我一些辦法。我最愿意聽他同我講世界語，因為那時周圍的人都聽不懂。

　　陳原等人那時最關心的是《讀書》雜志。這是他們那些老革命出版家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理念改變的具體體現。于是，在新三聯書店五個狹隘的辦公場所中，我去得最勤的是東四六條的《讀書》編輯部。在那里我發現，《讀書》聯絡的學人最多，用《讀書》的名義對外聯系收效最快。于是，我學習當年三聯張梁木先生的辦法，不斷親自找有學問的作者討教。我當時還采取了一個新辦法：多同海外的學問家聯絡。這是出于幾個原因：第一，不大有出版社注意這個稿源，專業同臺灣聯絡的出版社當時還沒有成立。第二，海峽對岸的文化界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比較深廣。

　　總之，三聯書店脫離“凌遲”狀態后，我干了10年。這10年，我除了蓋了一個大樓，還真說不出多少業績。只不過，我利用當年的有利條件，把自己培養成一個“知道分子”。我今天能夠躋身文壇，靠的就是這些“知道”。年邁無奈，應朋友之請把一些“知道”的資料編印出來，向讀者陳明真情，第一本，是為《師承集》。

　　《師承集》 沈昌文著 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