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藝活兒(夏堅勇)

　　2011年夏天，我在準備寫《紹興十二年》之前，在筆記本的封面上寫了這么一句話：“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當時僅僅是提醒自己不要浮躁，不要左顧右盼急功近利，自己已經到了這個年紀，前面也沒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著自己去做了，應該靜下心來把這樁事做好。我當然不是聰明人，既然聰明人也需得下笨功夫才能做出好東西，那么，以我的不聰明，就更需要下笨功夫了。

　　我確實是下了許多笨功夫的。比如，我至今仍然不會使用電腦，所有的資料搜集和積累都是通過書面閱讀和手工書寫完成的，在當今這個網絡時代里，實在算得上很笨的。但看書也有看書的好處，那幾乎是一種充滿了意外收獲的徒步旅行：辛苦，卻一路柳暗花明、活色生香。電腦搜索材料固然方便，卻是直接奔著目標而去的，就像一場省略了戀愛過程的婚姻，當然也就失去了戀愛過程中的種種試探、迂回、等待、焦慮和狂喜。我是農家子弟，我覺得寫作猶如土地上的勞動，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是很公平的事。你當然可以采用新的技術手段，例如大棚、化肥，甚至激素之類，那樣做效率很高，但收獲的東西品質就難說了。我愿意做一個最本分的農夫，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種，一邊享受勞動的快樂，也希望自己收獲的東西味道純正一點、可口一點，營養也更好一點。

　　回到開頭說的那句話：好東西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這中間，我還很喜歡這個“做”。現在人們喜歡用的是“打造”、“打拼”、“工程”之類的大詞，這些反映現代工業批量生產和急吼吼地強勢推進的詞匯我不喜歡，我喜歡“做”，它體現了一種農業和手工勞動者的講究和溫情，其中浸透了勞動者的手澤和汗息，在我看來，寫作應該是最接近手藝的活兒。《紹興十二年》就是本著這樣一種心態“做”出來的，3年多時間寫了20多萬字，我確實是夠笨的，而且令人遺憾的是，它還遠遠算不上是一件“好東西”。但對于我，也只能這樣，我已經盡力了。

　　手藝當然不光是“做”，也要想。我經常喜歡一個人沉思冥想，想象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典型意象，如果要用一幅畫面來對應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氣象，那么漢朝就該是邊關的一輪冷月，而唐朝就是盛大的宮廷歌舞。宋朝呢？那是市井上一派喧囂的叫賣聲，九流三教、引車賣漿、瓦舍勾欄、歌吹入云。商品經濟和市民文化是宋代最重要的特征，那個王朝的質地雖然有點軟，卻也可稱繁榮。要在作品中再現一個王朝的氣象，就要寫出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宮廷和民間皆不可偏廢。因此，書中既有對紹興十二年前后政治軍事方面縱橫捭闔的宏大敘事，又有涉及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精細描畫。書中寫臨安四時八節的風俗禮儀；寫紹興年間的物價，斗米斤鹽的指數，地租的比例，銅錢與金、銀的比價；寫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寫朝廷征收的軍馬從川陜邊陲的馬場送到臨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這些都不是信口開河。正是通過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細節描畫，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權運行的內部肌理。我覺得“肌理”這個詞很重要，一個物體有沒有生命，看肌理；一個作品有沒有生命，也看肌理。一部文學作品的生命，不僅指向當下的鮮活飽滿，而且指向久遠的流傳。

　　我曾在一篇創作談里說過：“謀生、虛榮、表達的自由，是我選擇文學的全部理由，但在不同的年齡段，此三者所占的份額是不同的。”到了我這個年紀，謀生和虛榮已不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表達的自由了。能自由地表達一點東西，我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