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當代視角認識古人——談《王羲之傳》的寫作(王兆軍)

　　《王羲之傳》的寫作，一度讓我陷入困惑，因為傳主的生活事跡并不多，眾所周知的主要是袒腹東床和蘭亭雅集兩個故事，而書法方面的泛泛之論既難為 立傳所用，讀起來也不生動。經過一年多的推敲琢磨，以及實地考察，傳主的形象才較為完整地樹立起來，也讓我對傳記創作有了幾分操刀者的認識。

　　據實立傳，是我遵循的原則，主要史實不得隨意添枝加葉，但可以從既有事實上向深廣處開掘，傳主的性格、悲歡、憂患、命運、藝術成就等，都可做進 一步的探究，古人點到為止的某些懸疑也需要探微究里，這需要深入地采訪，也需要仔細地分析剝離。比如，世人多以為永嘉之亂衣冠南渡瑯琊王氏都去了南京，其 實不然。通過對王羲之出生地臨沂的都鄉南仁里(一度稱雙湖，現為孝友村)的考察，當地人拿出承傳有序的家譜并指出一個被人忽略的事實：永嘉時能夠南渡的大 都是王氏家族中較有實力的，而貧民雇不起車馬，所以只能留了下來。這對于全面認識瑯琊王氏有幫助。

　　古籍中雖然有王羲之患癲癇病的記載，但所言寥寥，既沒有告訴讀者這病是怎么患上的，也沒有提及該病對王羲之后來生活的影響。通過推論，我認為王 羲之的癲癇病十有八九是經受恐嚇后形成的后天性疾病。此病時有發作，到49歲時尚未痊愈，說明癲癇幾乎困擾了王羲之的一生，他的情緒、表達、仕途進退和偶 然心情和他的癲癇不無關系。有關王羲之的一些事，如果放在病態下去認識，也許更全面些。

　　以當代視角認識古人，而非盲目崇拜先賢，應是傳記寫作的圭臬之一。關于王敦，我沒有簡單地附和前人的“叛逆”說。勢力制衡，內臣外戚，是封建政 治的老把戲，今人既不能站在皇統旗幟下菲薄王敦，也不能以文墨庇護王敦的暴虐殘酷，秉公而論而已矣。由此也派生出王羲之對王敦抱什么態度的問題。史料雖然 曖昧，但有蛛絲馬跡，王羲之對王敦的造反即使不甚贊成，未必就認為那是十惡不赦的逆賊。另外，王羲之和從伯父王導的關系，也值得玩味，筆者根據史料一一做 了分析。

　　只有具備當代視角，才能準確地全面地認識古人及其成就。在對王羲之書法和《蘭亭集序》的眾口一詞的贊美聲中，我強調了造紙術的發明對于王羲之行 書成就的積極影響，也指出曠世名作《蘭亭集序》的產生和王羲之當時的地位、心情、藝術造詣和信心都有關系。即便如此，王羲之當年的創新也曾被書法高手庾翼 認為是“野鶩”。由此可見，藝術創新既是時代的綜合產物，也有阻力和冒險，這需要當事人高超的膽識、堅毅不拔的意志和特立獨行的勇氣。因為傳主的主要成就 在于書法，所以我濃墨重彩地寫了王羲之的藝術成就，且提出了形而上的美感在書法藝術中的作用。

　　魏晉的清談曾經誤國，這不待說了，本書寫了王羲之務實操作，反對清談，以為窮究玄理不如行政有方的一面。但是作為今人，我們不能僅從行政這個單 一角度去看待魏晉清談。從思想層面看，清談有助于知識分子發表獨立見解，言別人所不敢言，論別人不曾論之理，標新立異，特立獨行，不能不說是清談的光彩動 人之處。又，就語言學來說，清談不僅講究機鋒，也講究遣詞的精致化，這是魏晉文人對于中國語言的大貢獻。由于強調個性，魏晉南北朝在文學藝術各方面都有偉 大的創新，各種書體(如鐘繇、庾翼、王羲之、王獻之、衛夫人)，各種繪畫(如顧長康的人物和山水)，詩歌也從四言詩發展到五言詩，有了古體詩和律詩的分 別，出現了謝靈運那樣的山水詩大家和陶淵明那樣的田園詩先祖。從建安文學發展到后來六朝駢體，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都出自魏晉南北朝，第一步綜合文論《文心 雕龍》也出自南朝。南朝后期對于清談家對士族特權的批判直接導致了科舉制度的實驗。魏晉時代的自由雖然僅是士族范圍內的小自由，但卻培養了一大批不同個性 的人物，如嵇康、潘岳、王戎、王敦、王導、殷浩、謝尚、謝安、謝靈運、桓溫、陸機、庾亮、郗鑒、王獻之、陶潛，等等。這些都和當時的自由清談之風有關。魏 晉時代是僅次于春秋的思想解放的大時代。六朝煙雨，滋潤了隋唐的萌芽，今日的中華文化到處都有魏晉南北朝的種子。因為這些，士族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精神優 勢，他們的孤芳自賞中也包括了高貴的情懷和對社會的責任心，這些都是留給后人的寶貴財富。從上述意義上說，王羲之是一位真正的貴族。

　　當代知識分子從王羲之身上能夠得到有益的啟示：做一個具有真性情、有學問的人，而不是偽君子；學習王羲之的清貴精神，不讓自己流于惡俗；獨立思 考，不要隨波逐流，不去哺醨食糟；做一個有擔當的人，不要對社會失去最基本的良知，等等。這也正是當代人書寫古人傳記的酒杯塊壘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