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代“批評雙打”，文學流金歲月的必然產物(潘凱雄 賀紹俊)

　　真記不清也說不清我倆是如何開始合作寫作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行為絕對既沒有事先的“預謀”，更沒有周密的“策劃”。其處女作的“誕生”好像就是我們曾經就某一個話題討論過且爭論過，于是其中的一人將這個過程形成了文字，因其內容終究是彼此討論的產物，很自然地也就署上了兩個人的名字。如果說我們的“處女作”誕生于偶然，那后來的合作則的確是有意而為之了，客觀上是因為我們處于那樣一個環境，只要不是自己懶惰，想不研究不討論問題都不行，而研究與討論的結果之一則必然是不斷激發表達與寫作的沖動；主觀上則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合作，再往后便是誰也不好意思“單干”，于是無論是哪一方有了表達與寫作的沖動時，便去征求對方的意見爾后成文。

　　說來也奇怪，當時像我倆這樣“合伙”的還絕非“一花獨秀”，比如李潔非和張陵、費振鐘和王干、辛曉征和郭銀星、汪政和曉樺、盛子潮和朱水涌，等等，以至于有人將此稱為上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界值得研究的一種“雙打現象”。

　　作為“批評雙打”選手中的一對，我們也曾覺得那個時代熱衷于“批評雙打”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并沒有細想過這是否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直到30年后的今天，當我倆重新撿拾起過去的那些合作成果，便在緬懷80年代那一段崢嶸歲月的同時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也許，那個時候有那么多的批評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雙打”的方式進行文學批評，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與80年代的文化精神有著某種契合吧。

　　那是一個讓文學理想之花激情綻放的年代，我們沐浴著80年代的文學精神一路走過來，因此一直心存對她的眷念。那時候，我們被各種新奇的理論所震撼，這些新奇的理論也激活了我們的大腦，各種“奇談怪論”由此應運而生。我們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談闊論”，每一個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見解。相聚和討論，成了80年代的文化時尚�！吧除垺币辉~在當時并不流行，可那時候在我們的身邊其實有著大大小小的“沙龍”式聚會，或者在我們的單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辦公室，或者在某一個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會議的間隙。我們的討論是熱烈的，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但心態則是平等的，誰都可以反駁他人的觀點，誰同時也會認真傾聽他人的申辯�，F在回想起當年的場景，才體會到那種心靈的自由是一種多么難得的精神享受！　我們能夠在當時為自 己開辟出一個心靈自由的空間，實屬不易，當然我們也在這個空間里真正享受到 自由的愉悅。

　　還得說說我們在討論中的態度。在剛剛經歷了一個知識荒蕪的年代后，我們開始參與到文學批評時，備感自己知識儲備的不足，這樣的條件客觀上帶來了一種良好的討論風氣：相互尊重，相互學習。于是在討論中，我們多半都愿意聽到補充、修正、甚至反駁的意見，通過對這些意見的聽取和消化，忽然就覺得自己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評雙打”就是在這樣一種良好的討論風氣中悄然敲定下來的。

　　行文至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批評雙打”就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產物。在當時自由平等的討論中，想必會有其中的某兩位發現互相之間更容易理解，思維方式相對接近，兩人通過互相之間的切磋總會將思想觀點變得更完美。于是他倆便說“我們一起合作吧”。由此看來，促成一對又一對的“批評雙打”的外在條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討論、真誠的對話和互補的思維方式。這一切，應該同時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內涵。當然，這些并不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全部，但卻是格外珍貴的部分。今天我們一談起80年代便流露出濃郁的緬懷之情，這其實并不意味著我們想要回到過去，而只是希望80年代的那些珍貴的精神內涵能在今天再一次復活。當然再一次復活的目的也決不是為了產生出新的“批評雙打”，而是為了療救當下文學批評的病癥，讓文學批評變得更加真誠也更加有力量。

　　重讀當年的舊文，特別是比照今日之批評，不說整個話語至少也是不少話語，夸張點說就是基本的話語體系都頗有恍若隔世之感。這不知是滑稽還是諷刺？　我們不敢說自己當年就是“先鋒”“新潮”，但起碼屬于“青年批評”之流，至少不保守、不封閉。二三十年的時光，在人類批評的歷史上不算短但也不是很長，居然就會有“隔世”之感？　百思不得其解，只好還是將緣由歸結于時光，正所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言，特別是當時代巨變之時，這種更迭或許也會隨之更快。因此，產生所謂“隔世”感很正常，大可不必失落、不必惆悵。不過就文學批評而言，變與不變其實又總是并存的，批評的話語體系可以變，也必然要變，無非是變的節奏、變的時間不同而已，但有一點則應該是變化中的永恒，那就是無論你操持什么樣的語言，秉承哪樣的體系，批評者對批評對象的深切感悟、純真體驗和生命的投入不能沒有。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不同年代、不同時代的文學批評，既要觀察變的地方，也要體會永恒之處，這或許也是“陳言”存在的價值與理由吧。

　　坦率地說，其中一些看法我們自己今天也未必贊成，或者至少也不會像當年那樣生澀地表述。盡管如此，在編輯 《批評雙打》 時，我們除修改了若干錯別字外，其余一概保持原樣，因為這就是80年代文學現場的一個縮影。一篇篇舊文，看似碎片一堆，但拼接起來又何嘗不是那個時代文壇的一幅小小縮影？　那真是中國文學的一段流金歲月！　之所以稱其為“流金”，其標志大致可以用如下兩個句式來表達：一是文學逐漸走向開放與多樣；二是從事文學活動基本比較純真，沒那么多功利，也沒那么多惡俗。

　　先說開放與多樣。那個時代的文學與批評，其技藝或許不及現在嫻熟與絢麗，其語言也沒有今日之洋氣與深奧，但它們的確好似一個怯生生的稚童從一場噩夢中醒來，從本能地大聲疾呼到逐步地安靜下來，繼之為反思而蹉跎、為改革而歡呼、為“尋根”而跋涉、為“現代派”而彷徨……從80年代開始文學的風光無限直到后來的“轟動效應”雖然逐漸失去，但一個開放與多樣的文學大格局則是不可逆轉地固化下來，比之于單一與封閉，這自然既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文學的幸事。

　　再說純真。相比于當下，80年代絕大多數從事文學與批評活動的基本態度與氛圍的確值得懷念與尊重。在我們合作的一些文章中，有的記錄了那個時代頻頻爭鳴的場景，有的直言不諱地批評了一些當紅作家的當紅作品，這些行為如果放在今天一不留神或許就要惹上官司，或許也會被惡炒得失去本真意義。如此這般既不意味著今天人們的法制觀念或維權意識有了多大的進步，也不證明今日傳媒之如何敏感，而只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純真的失去與惡俗的泛起，透出了變態的名與利二字。有人將這一切歸咎于文學市場化的必然結果，其實未必。的確，伴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市場化轉型，文學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挾進去�？陀^地說，文學的市場化可能會對少數人的趨名逐利起到一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市場化絕對既不是文學的災難，也不是影響文學發展的洪水猛獸。無論文學的市場化程度如何，都不能成為從事文學活動失去純真而淪為惡俗的借口與理由。純真之于文學，與“寫什么”和“怎么寫”無關，它更是從業者的一種基本素質與內在情感，缺乏純真注定不可能為文學的大家。至于惡俗則更永遠是文學的天敵。

　　(作者分別系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副總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批評雙打———八十年代文學現場》

　　20世紀80年代，著名文學評論家潘凱雄、賀紹俊二人曾經合作撰寫了近百篇文章，發表在多種報紙雜志上。日前，作家出版社將這些文章收集出版，以 《批評建構》 《理論視角》 《文本分析》 《二人論辯》 《跨界反彈》等欄目予以分類，計50萬字。閱讀這些文章，約略可以窺知那一個文學氣場極為強盛的時期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主要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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