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黃河，惟有敬畏(陳啟文)

　　每當一次寫作進入尾聲，無論短暫還是漫長，都有如釋重負之感。然而，對黃河的書寫，在畫上最后一個句號后，感覺卻依然如我書寫的這條大河一樣復雜而沉重，似乎還遠遠沒有寫完，永遠沒有盡頭。

　　在采寫以中國七大江河水系為線索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時，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趁年富力強，還跑得動，把中國七大江河都單獨寫一本書，這也是我初步設想的“中華江河叢書”。在《命脈》中，黃河僅占一章的篇幅，約7萬字，而以這么短暫的篇幅要描述出一條萬里巨川的全貌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深入，才會深刻感覺到，黃河是一條最有個性、最有命運感的大河，更是一條最錯綜復雜又變幻莫測的歲月長河。在關于江河水系的書寫中，這也是一條讓我難以描述的大河，幾乎所有大小江河存在的問題及癥結，在黃河身上都能找到。無論是從中華文化源流的主流意義看，還是從中國江河治理的現實出發，黃河，幾乎是別無選擇地擺在了第一位。

　　奔波于大河上下，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自身的渺小和占有時空的局限，一個人要把一條萬里長河從頭到尾走一遍，哪怕以如今飛奔的速度，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若要把一條長河從頭到尾走一遍，還真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近幾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地穿行于一條長河貫穿的峽谷、高原與平原間，雖是雪泥鴻爪，亦可立此存照，這也是對自我遺忘的一種抵抗。

　　在2010年至2011年兩年間，為寫作《命脈》之黃河篇，我對大河上下做了一次田野調查式的采訪，但我心里十分清楚，這次采訪只是對黃河主干的一次瀏覽。

　　2012年5月，時值春夏之交，正是農歷陽春三月間，“黃河自仲春迄秋，季有漲溢。春以桃花為候，蓋冰泮水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二月、三月渭之桃花月”。因冰雪融化而常引起洪水，人稱桃汛或桃花汛，這是黃河凌汛過后的第一輪汛期。這個季節萬物復蘇但生長尚未茂盛，也是水土流失的高發期，我特意選在這個季節，對黃河中游的晉陜大峽谷、陜北黃土高原及延河流域、清澗河流域、渭河流域及關中平原(八百里秦川)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探訪。也正是這次探訪，讓我對黃河與黃土高原的關系有了更深入的打量，讓我直接感受到，黃河的命運，乃至一個大河民族的命運，就是在黃土高原決定的。

　　2013年10月下旬，農歷九月，“以重陽紀候，謂之登高水”，這一次我從黃河中下游分界線的洛陽孟津、滎陽桃花峪開始，對鄭州花園口、開封柳園口、蘭考東壩頭(銅瓦廂)等黃河中下游的關鍵點和險工段以及黃河灘進行了重點采訪，而重中之重是對小浪底水利樞紐又進行了一次深入采訪，這次采訪由于“黃委”和小浪底水利樞紐管理局的特殊關照，讓我深入到了其內部的核心區域，有了更深入的發現，更切實地感受到了這座水利樞紐在絕地上誕生的非凡意義。

　　2014年7月到8月底，我從青海黃河源區到內蒙古托克托河口段區間，對黃河上游做了一次從頭到尾的深入采訪，尤其是寧蒙河段內蒙古河段一度被我忽視的凌汛，讓我認識到黃河在桃汛和伏秋大汛之外，還有另一種更深重的、防不勝防的災難。

　　2014年11月，我再次奔赴黃河上游采訪，對黃河中上游的主要支流渭河和僅次于渭河的第二大支流洮河流域進行補充采訪，尤其是洮河，由于此前的疏忽，讓我與這條支流一度擦肩而過了，后來聽一位專家說，這條支流為黃河至少補充了十分之一的水量，也是注入劉家峽水庫的一條重要支流，而引洮工程在甘肅中部地區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這讓我又一次回到了黃河上游，也讓我倍感江河水系是如此復雜。這次擦肩而過的疏忽，反過來也給我敲了一個警鐘，人類在時空中有多么渺小，視野是多么狹窄，而為了追尋真相，我也只能以多走、多看、多問，而且還要在風流水轉中不斷轉圈子，在山重水復中不斷地走重路，才有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擴大自己的視野。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對暫時不能確定也沒有確證的存在，應該以科學的辯證觀去“小心求證”，絕不能“大膽假設”、輕易下結論——這也是我追尋事實真相的一個基本原則和底線。

　　2015年2月至4月，我在黃河凌汛期出發，從內蒙古河段穿插到陜北黃土高原和毛烏素沙地交界處，穿越黃河支流無定河流域后，又一次穿越了晉陜大峽谷，對黃河小北干流、汾河流域、三門峽水利樞紐、豫西大峽谷、洛河流域及故縣水庫、伊河流域、豫西河段、沁河流域、孟津，有選擇性地進行了重點采訪。

　　2015年7月，我再次赴甘肅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源頭采訪……

　　一次次長途跋涉的艱辛，說出來其實也沒有多少意思，這么多年來，連我自己都感到遲鈍和麻木了。2014年8月初，我抵達了黃河源區，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頭痛欲裂，狂風乍起，一場大雪鋪天蓋地般席卷而來，瞬間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過來的，而同那些黃河源頭的守望者相比，這短暫的經歷又算得了什么？

　　有人說，一個人能走進這樣的生命禁區，哪怕什么也沒有干過也是一種犧牲，而在這樣一個兇險之地，從一開始犧牲就成了最大的可能。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說這是一種奉獻、犧牲、理想主義，只會讓人感到矯情。但既然選擇了報告文學，選擇了“大河上下”，我就不能不來，抵達現場，這是對報告文學的一個起碼要求，僅僅還只是第一步，如果連第一步你都沒有邁出來，不但難以追尋真相，反而會想當然地鬧出笑話。有時候我也會琢磨自己，從《命脈》到《大河上下》，我一直是超負荷的勞動，而報告文學既是腦力活也是體力活，我這樣在江湖中奔波又到底是為了什么呢？為了功利？一部這樣的報告文學，投入無數的精力還有費用，最終獲得的只是一點兒菲薄的收入，付出的卻是收入的數倍，如此得不償失的事情，如果沒有精神力量來支撐，誰又會去干呢？

　　好在，這些年我養成了一個還不算壞的習慣，在外面采訪累了，就回來埋頭寫一陣，把寫作當作采訪的休息；寫累了，又重新上路，把采訪又當作寫作的休息，如此交替進行，好像一直在工作，又好像一直在休息，這也算是我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一個小秘訣吧。這本書，原本是不打算寫這么長的，只想在《命脈》黃河篇的基礎上進行補充采寫，最多也就20萬字吧，結果是，黃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大河上下，太厚重了，也太復雜了，最終寫成了現在近40萬字的規模，原來的那點兒篇幅只是個小零頭了。關于黃河的生態問題、水危機問題、重點工程、重大事件、典型人物或某一局部流域的書寫，已有很多了，如果讓我選擇，我其實也更愿意去寫一個斷面或一個側面，但“大河上下”就是一個全景式的命題，也決定了我只能對一條黃河從頭到尾進行全流域的采寫。歷史、現實、水利、水危機、水生態，幾乎所有關于黃河的問題都必須展現出來，由此而對黃河的命運做出完整的、全方位的闡述，以文學的方式對黃河進行一次全景式的掃描和報告，應該說這還是第一部。如果不是這樣，我又何苦把黃河重寫一遍？而我通過這次采寫，再次發現，幾乎每一章都可以寫一部巨著，這也讓我又一次感到了自身的局限，人生有限，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是永遠無法寫盡的。

　　誠如本書的命題，我書寫的主題是黃河的命運，而黃河的命運背后，也是人類的命運。對江河的敘述是一種歷史感和現場感很強的敘述，我對大河上下的追蹤，最終都必須通過很多過來人的講述來呈現，這也是我慣用的方式，通過一個個形形色色的個體敘述者，用他們各自的視角來呈現時空中的某個片段，從而構成一條大河、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但在采訪中我發現，人類一直處于可怕的遺忘狀態，很多曾經銘心刻骨的記憶，也日漸被時間遺忘，包括我自己，也進入了健忘的年歲，這也逼使我采取種種方式來抵抗遺忘，一路上邊走邊記，手機、相機、iPad、手提電腦全都變成了文字加影像的記錄工具。我所做的這一切，其實也就是美國學者保羅·康納頓的所謂的“保持社會記憶”，以此來“抵抗社會性的遺忘、集體遺忘”。在這些個體或集體的記憶中，有些東西是無法回避的，譬如說，中國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是舉國之力的國家工程，這也高度而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可以舉全國之力來干大事，而在這些工程的前臺和背后，都離不開中央高層決策，這就難免會敘述到一些身居高位的領導人，若要刻意回避這些人物，就降低甚至喪失了報告文學的部分真相，但由于客觀條件所限，又不可能直接采寫，只能間接描寫。這也是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必須誠實交代的。

　　一條大河的咆哮之聲漸遠，事實上她也早已不再是一條縱橫決蕩的大河。在靜穆的天地間，她看上去是如此安詳，但每次在與她對視的剎那，我依然充滿了一種突如其來的震駭，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述我對黃河的感覺，那就是——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