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說話——《極花》后記(賈平凹)

　

　

　　我一直以為我的寫作與水墨畫有關，以水墨而文學，文學是水墨的。坦白地講，我自幼就寫字呀畫畫，喜歡著水墨。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的文學的最初營養，一方面來自中國戲曲和水墨畫的審美，一方面來自西方現代美術的意識，以后的幾十年里，也都是在這兩方面糾結著、拿捏著，做我文學上的活兒。

　　十年前一夏無雨，認為兇歲，在西安城南的一個出租屋里，我的老鄉給我訴苦。他是個結巴，說話時斷時續，他老婆在簾子后的床上一直嚶嚶泣哭。那時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實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們的胳膊和臉。

　　人走了，他說，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還清清晰晰，他抬起腦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我驚得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來。他說的人，就是他的女兒，初中輟學后從老家來西安和收撿破爛的父母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賣了。他們整整3年都在尋找，好不容易經公安人員解救回來，半年后女兒卻又去了被拐賣的那個地方。事情竟然會發展到這樣的結局，是鬼，鬼都慌亂啊！他老婆還是在哭，我的老鄉就突然勃然大怒，罵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媽的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簾子砸去。我沒有攔他，也沒一句勸說。桌子上還有一個碗，盛著咸菜，旁邊是一篩子蒸饃和一只用黑塑料桶做成的花盆，長著一棵海棠。這海棠是他女兒回來的第三天栽的，那天，我的老鄉叫我去喝酒，我看到他女兒才正往塑料桶里裝土。我趕緊把咸菜碗、蒸饃篩子和海棠盆挪開，免得他再要抓起來砸老婆。我終于弄明白了事情的緣由，是女兒回來后，因為報紙上電視上連續地報道著這次解救中公安人員的英勇事跡，社會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兒是那個被拐賣者，被人圍觀，指指點點，說那個男的家窮，人傻，說她生下了一個孩子。從此女兒不再出門，不再說話，整日呆坐著一動不動。我的老鄉擔心著女兒這樣下去不是要瘋了就是會得大病，便托人說媒，希望能嫁到遠些的地方去，有個誰也不知道女兒情況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時候，女兒不見了，留下個字條，說她還是回那個村子去了。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一直沒給任何人說過。

　　但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來，就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刻。我始終不知道我那個老鄉的女兒回去的村子是個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個活著？我和我的老鄉還在往來，他依然是麥秋時節了回老家收莊稼，莊稼收完了再到西安來收撿破爛，但一年比一年老得嚴重，頭發稀落，身子都佝僂了。前些年一見面，總還要給我嘮叨，說解救女兒時他去過那村子，在高原上，風頭子硬，人都住在窯洞里，沒有麥面蒸饃吃。這幾年再見到他了，卻再也沒提說過他女兒。我問了句：你沒去看看她？他揮了一下手，說：有啥，看，看的？！他不愿意提說，我也就不敢再問。以后，我采風去過甘肅的定西，去過榆林的橫山和綏德，也去過咸陽北部的彬縣、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當我在坡梁的小路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婦女，臉色黑紅，背著那么沉重的簍子，兩條彎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在某一個村莊，路過誰家的鹼畔，那里堆放著各式各樣的農具，有驢有豬，雞狗齊全，窯門口曬了桔梗和當歸，有矮個子男子蹴在那里吃飯，而女的一邊給身邊的小兒擦鼻涕，一邊扭著頭朝隔壁家罵，罵得起勁了，啪啪地拍打自己的屁股。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了集市往另一個村莊去的路口，一個孩子在草窩里捉螞蚱，遠處的奶奶怎么喊他，他都不聽。奶奶就把胳膊上的籃子放在地上，說：誰吃餅干呀，誰吃餅干呀！孫子沒有來，麻雀烏鴉和鷹卻來了，等孫子捉著螞蚱往過跑，籃子里的那包餅干已沒有了，只剩下一個骨頭，那是奶奶在集市上掉下來的一顆牙，她要帶回扔到自家的房頂去。不知怎么，我也就想到了她。

　　年輕的時候，對于死亡，只是一個詞語，一個概念，一個哲學上的問題，談起來輕松而熱烈，當過了50歲，家族里朋友圈接二連三地有人死去，以至父母也死了，死亡從此讓我恐懼，那是無語的恐懼。曾幾何時報紙上電視上報道過拐賣婦女兒童的案件，我也覺得那非常遙遠，就如我閱讀外國小說里販賣黑奴一樣，可我那個老鄉女兒的遭遇，使我在街上行走，常常就盯著人群，懷疑起了某個人，每有親戚帶了小兒或孫子來看我，我送他們走時，一定是反復叮囑把孩子管好。

　　10年前我那個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后，我去過一次公安局，了解到這個城市每年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數量無法得知，因為是不是被拐賣難以確認，但確鑿的、備案的失蹤人口有數千人。我目瞪口呆。

　　我留神了起來，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總能看到貼在路燈桿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電話亭上的尋人廣告，尋的又大多是婦女和兒童。這些失蹤的婦女兒童，讓人想得最多的，他們是被拐賣了。這些廣告在農村是少見的，為什么都集中發生在城市呢？偷搶金錢可以理解，偷搶財物可以理解，偷搶了家畜和寵物拿去販賣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賣婦女兒童的？社會在進步文明著，怎么還有這樣的荒唐和野蠻，為什么呢？

　　中國大轉型年代，發生了有史以來人口最大的遷徙，進城去，幾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來講，這是個古老的城市，到處卻都是年輕的面孔，他們衣著整潔，發型新潮，拿著手機自拍的時候有著很萌的表情，但他們說著各種各樣的方言，就知道了百分之八九十都來自于農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樓上，大多數的房間都出租給了這些年輕人。其中有的確實在西安扎下了根，過上了好日子，而更多的卻漂著，他們尋不到工作，尋到了又總是因工資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又辭掉了，但他們不回老家去，寧愿一天三頓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從離開老家的那天起就決定永遠不回去了。其實，在西安待過一年兩年也回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女的。中央政府每年之初都在發一號文件，不斷在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可農村沒有了年輕人，靠那些空巢的老人留守的兒童去建設嗎？我們是在一些農村看到了集中蓋起來的漂亮的屋舍，也有醫療所和農科研究站，但那全是離城鎮近的，自然生態好的，在高速路邊的地方。而偏遠的各方面條件都落后的區域，那些沒能力的，也沒技術和資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們依賴著土地能解決著溫飽，卻再也無法娶妻生子。我是到過一些這樣的村子，村子里幾乎都是光棍，有一個跛子，他是給村里架電線時從崖上掉下來跌斷了腿，他說：我家在我手里要絕種了，我們村在我們這一輩就消亡了。我無言以對。

　　這何嘗不也是這個年代的故事呢？

　　但是，這個故事，我十年里一個字都沒有寫。怎么寫呢？我實在是不想把它寫成一個純粹的拐賣婦女兒童的故事。我關注的是城市在怎樣地肥大了而農村在怎樣地凋敝著，我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樣，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還活著的一群人是懦弱還是強狠，是可憐還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樣常年駐雪的冰冷，還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

　　我老鄉的女兒被拐賣這件事如此豐富的情節和如此離奇的結局，我曾經是那樣激憤，又曾經是那樣悲哀，但我寫下了十頁、百頁、數百頁的文字后，我寫不下去，覺得不自在。我還是不了解我的角色和處境呀，我怎么能寫得得心應手？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到嗎？！我知道我的秉性是雙筷子，什么都想嘗嘗，我也知道我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來過，我就能聞出來，就像螞蟻能聞見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寫，這個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價，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

　　現在小說，有太多的寫法，似乎正時興一種用筆很狠的、很極端的敘述。這可能更合宜于這個年代的閱讀吧，但我卻就是不行。我一直以為我的寫作與水墨畫有關，以水墨而文學，文學是水墨的。坦白地講，我自幼就寫字呀畫畫，喜歡著水墨。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的文學的最初營養，一方面來自中國戲曲和水墨畫的審美，一方面來自西方現代美術的意識，以后的幾十年里，也都是在這兩方面糾結著、拿捏著，做我文學上的活兒。如今，上幾輩人寫過的鄉土，我幾十年寫過的鄉土，發生巨大改變，習慣了精神棲息的田園已面目全非。雖然我們還企圖尋找，但無法找到，我們的一切努力也將是中國人最后的夢囈。在陜西，有人寫了這樣一個文章，寫他常常懷念母親，她母親是世上搟面最好的人。文章發表后，許多人給他來信，都在說：世上搟面最好的人是我媽！我也是這樣，但凡一病，躺在床上了，就極想吃我母親做的飯，可母親去世多年了，再沒有人能做出那種味道了。

　　2014年的漫長冬季，我一直在做著寫《極花》的準備，腦子里卻總是混亂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過去了，夏天來了，我才開始動筆。我喜歡在夏天里寫作，我不怕熱，似乎我是一個熱氣球，越熱越容易飛起來。我在冬天里亂七八糟的想法，無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許還不是這一個《極花》里，但我聞到了一種氣息，也會把這種氣息帶進來，這如同婦女們在懷孕時要聽音樂，好讓將來的孩子喜歡唱歌，要在臥室里貼上美人圖，好讓將來的孩子能長得漂亮。又如同一般人在脖子上掛塊玉牌，能與神靈接通，拳擊手在身上文了獸頭，能更強悍兇猛。這個《極花》中的極花，也是冬蟲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蟲子，而且小蟲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長草開花，要想草長得旺花開得艷，夏天正是好日子。

　　我開始寫了，其實不是我在寫，是我讓那個可憐的叫著胡蝶的被拐賣來的女子在嘮叨。她是個中學畢業生，似乎有文化，還有點小資意味，愛用一些成語，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嘮叨。

　　她是給誰嘮叨？讓我聽著？讓社會聽著？這個小說，真是個小小的說話，不是我在小說，而是她在小說。我原以為這是要有40萬字的篇幅才能完的，卻15萬字就結束了。興許是這個故事并不復雜，興許是我的年紀大了，不愿她說個不休，該用減法而不用加法。15萬字好呀，試圖著把一切過程都隱去，試圖著逃出以往的敘述習慣，它成了我最短的一個長篇，竟也讓我喜悅了另一種的經驗和豐收。

　　面對著不足300頁的手稿，我給自己說：真是的，生在哪兒就決定了你。如瓷，景德鎮的是青花，堯頭(在陜西澄縣)出黑釉。我寫了幾十年，是那么多的題材和體裁，寫來寫去，寫到這一個，也只是寫了我而已。

　　但是，小說是個什么東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訴，卻怎么寫著寫著，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復一天，日子壘起來，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訾米姐。小說的生長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我記著這一日，15萬字畫上了句號，天劈里啪啦下雨，一直下到傍晚。這是整個夏天最厚的一場雨，我在等著外出的家人，思緒如塵一樣亂鉆，突然就想起兩句古人的詩。

　　一句是：滄海何嘗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

　　一句是：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本文題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