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契訶夫(劉慶邦)

　　劉慶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現為中國煤礦作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短篇小說《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啞炮》先后獲得第二屆和第四屆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到城里去》和長篇小說《紅煤》分別獲得第四屆、第五屆北京市政府獎。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曾獲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杰出作家獎。

　　我從事文學創作四十多年，僅短篇小說就寫了三百多篇。可我不愿意聽別人說我高產，一聽有人說我是高產作家，我就有些不自在，甚至心生抵觸。這是因為，不知從何時起，高產不再是對一個作家的夸獎，而是多多少少含有一些貶義。我不知道別人反應如何，至少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好像一說誰高產，就是寫得快，寫得粗，近乎蘿卜快了不洗泥。如果深究起來，其實作品的產量和質量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更不是反比關系，高產不一定質量就低，低產不見得質量就高。無數作家的創作實踐一再表明，有人寫得少，作品質量老也提不上去，有人寫得多，作品的品質卻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水準。

　　聞名于世的俄羅斯短篇小說大師安東·契訶夫，就是一位既寫得多又寫得好的典型性代表。契訶夫十九歲開始寫作，到四十四歲生命終止，在二十五年的創作生涯里，僅短篇小說就發表了一千多篇。平均算下來，契訶夫每年都要寫四十多篇短篇小說。據史料記載，在1883年，他一年就發表了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說。到1885年，他的創作產量再創新高，一年發表了一百二十九篇小說。在我們看來，這是何等驚人的數字。

　　契訶夫的寫作條件并不好。他的家族處于社會底層，到他祖父那一輩，才通過自贖，擺脫了農奴身份。契訶夫之所以一上來就寫那么多小說，除了他有著極高的文學天賦，異乎尋常的勤奮，很大程度上也是為生計所迫。有一段時間，契訶夫一家幾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稿費維持。如果掙不到稿費，家里就交不起房租，甚至沒有飯吃。為了取回拖欠許久的三盧布稿費，他曾到雜志社向主編央求，遭到雜志主編的嘲弄。到西伯利亞深入生活沒有路費，他只能跟一家報社簽約，采取預支稿費的辦法向報社借錢。契訶夫所學的專業是醫學，他的主要職業是行醫，寫作是在業余時間進行的。他首先是一個好醫生，在鄉間常常踏著泥濘或冒著大雪出診，為不少鄉民治好了病。他以高尚的醫德，高明的醫術，贏得了方圓百里鄉民的高度尊敬，以致他離開鄉間去莫斯科時，為他送行的鄉民們眼含熱淚，對他依依不舍，好像他一離開，人們就會重新陷入病痛之中。其次他才是一位好作家。由于他在行醫期間與底層民眾廣泛接觸，才深切了解到民眾的疾苦，得到了創作素材，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切近現實的小說。契訶夫熱心于慈善和公益事業。在他以寫作成名，家庭經濟狀況好轉之后，他又回到家鄉，參與人口普查和撲滅霍亂的工作，并用發動募捐、組織義演等辦法籌集資金，先后創辦了三所學校和一座圖書館。契訶夫的好名聲也給他帶來了一些麻煩，一撥兒又一撥兒客人慕名而往，把契訶夫的家當成了客棧。契訶夫不但要管他們吃住，在他們的要求下，還要陪他們聊天。這樣一來，契訶夫用于寫作的時間就更少。正跟客人聊天時，他會突然走神，突然離開，到一旁在筆記本上記下一個閃念，或一個細節，再回頭和客人接著聊。在寫作的緊要關頭，契訶夫有時為避免無端打擾，只好躲到澡堂里去寫。更讓人們為契訶夫感到痛心的是，他二十多歲就患上了肺病，一直在帶病寫作，一直在和可惡的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他有時因勞累過度、病情加重而咯血。經過治療，病情稍有好轉，他又繼續投入寫作。契訶夫自我評價說，他就是這樣不斷地榨取自己，他的寫作成果是用艱巨的、苦役般的勞動所換取的。

　　托爾斯泰和高爾基都對契訶夫的文學創作成就給予高度贊賞。托爾斯泰稱契訶夫是一位思想深沉的作家。高爾基在信里對契訶夫說：“在俄國還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您的短篇小說家，今天您在俄國是一位最有價值的巨人。”托爾斯泰不但喜歡契訶夫的小說，還喜愛契訶夫的人品，他稱贊契訶夫：“多么可愛的人，多么完美的人！”

　　出于對契訶夫的景仰，2015年9月5日下午，在陣陣秋雨中，我曾到位于莫斯科郊區的梅里霍沃契訶夫故居參觀訪問。我在契訶夫戴著夾鼻眼鏡的塑像前久久佇立，向這位偉大的作家行注目禮。

　　與契訶夫艱苦卓絕的一生相比，我們各方面的寫作條件好得太多太多，說優越一點兒都不為過。我們衣食無憂，出行無憂，醫療有保障。我們的寫作幾乎是專業化的，有安靜的環境，完全可以不受干擾，一心一意投入寫作。既然趕上了好時候，既然有這么好的寫作條件，我們為什么要偷懶呢？為什么不能寫得勤奮一些呢？作品為什么不能多一些呢？為什么不能像契訶夫那樣，做一個高產作家呢？

　　契訶夫說得好：“太陽一日不能升起兩次，生命也將一去不復返。”在契訶夫的精神感召下，我再次向自己的文學想象力和藝術創造力發起挑戰，從今年的大年初一開始，我馬不停蹄，寫了一篇又一篇，到正月三十，一個月內連續寫了四篇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