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們是誰？

千里之外遇見者的人生，大時代里的小人物

二十年多前，楊遙大學畢業，在家鄉山西當鄉村教師。村里人多，大人小孩都在，每個村子都有小學，孩子們上學比現在方便，自己村的學校也不遠，不用家長接送。當時鄉鎮基本工作是計劃生育和農村稅費改革。楊遙回憶，那個時候鄉村是相對完整的，一個個家庭老少幾代在一片土地上過日子。

又過了十年，楊遙成了鄉鎮干部，當了副鎮長。鄉鎮的中心工作和楊遙大學剛畢業時候不一樣了，農業稅已經免除，主要處理的是各種信訪事件，“我們鎮好多地礦問題和村干部問題，有的直接去縣政府，我還得跟著把人家領回來。”

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吹響。2017年，山西省出臺政策，各省市縣單位派干部深入基層，省作協安排楊遙去扶貧點掛職。同年9月底，楊遙參加縣里培訓，10月8日正式到鄉里掛職，擔任副鄉長，協助分管扶貧工作，具體分管“一村一品一主體”。晉北人楊遙第一次深入晉南的鄉村，楊遙說，以前也在農村生活，覺得自己對農村很了解，掛職后才發現，真不是那么回事兒。

黃土塬地貌

晉北多平川，交通便利，物資也豐饒。楊遙掛職的地方是坐落在山區的鄉鎮，四周盡是黃土高坡，從地貌學講應該叫黃土塬——頂面平坦寬闊、周邊為溝谷切割的黃土堆積高地，從高處看像一道道險峻而貧瘠的土嶺，實在不像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交通很不方便，距離倒不遠，但是比去趟北京還費勁。”楊遙從太原坐大巴到縣城，再坐縣城的班車到掛職的鄉鎮，一天兩趟班車。整個鄉鎮只有一條很窄的街道，從東走到西，用不了十分鐘。楊遙住在一個三人間、上下鋪的宿舍。旁邊不遠處是鄉里的大灶，一個大水甕，墻角堆著炭，旁邊是鍋灶，墻上掛著零星炊具。

楊遙和另外兩位作家為了書寫山西脫貧攻堅長篇報告文學，也為了全面深入脫貧攻堅戰場，三年，楊遙幾乎跑遍了山西的58個貧困縣，“下去之后，你之前所不了解的超乎想象，親眼看到的變化也超乎想象。”水、電、路、網、通訊，脫貧攻堅開始前，很多村子基本生活保障都不具備。原來山區的村子修旱井，下雨或下雪時，水流到井里，一家子用水就指著這口井。平時洗臉，小孩洗完大人洗，洗臉的水渾濁了，不舍得倒，接著洗手。習慣了，沒人覺得不干凈。現在山上的村子，只要有幾戶人家的，都通了水，修了水泥路。

因為地理原因，異地搬遷成為山西很多貧困縣脫貧攻堅的主要舉措。按國家政策，每戶每人不超過25平米，還有搬遷補助。“比如一家四口人，能有不超過一百平米的房，幾乎不用自己花錢。”新落成的移民小區同步配套了超市、醫院、文化廣場等公共設施，有的還專門建立了老年看護中心。對很多老人來說，土地是他們最后的駐守。一個老人跟楊遙聊天，一說到搬遷就哭了。“他以前在山里自己種菜，搬下來買蔥買土豆都得花錢，他就覺得不好。”改變與適應總是艱難的，好多不愿意搬遷的老人，到新小區住上一段時間，習慣了之后也覺得比山里優越很多。

楊遙同村民交談

脫貧攻堅，國家主要政策是“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在各類扶持和補助下，貧困縣的基本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楊遙說，不是說農村就意味著貧窮，真正困難的，要么是家中有人得重病，開銷大負擔重；要么是發生事故缺乏勞動能力；還有的就是計劃生育沒落實好，孩子越生越多，也越來越窮……針對這些情況，政府都出臺了相對應的扶貧措施。

楊遙覺得，通過脫貧攻堅，農村與其他地區甚至時代的距離拉近了。“以前的農村比較封閉，掌握話語權的人都有血緣關系，很多家族勢力甚至是黑惡勢力的影響。脫貧攻堅展開后，外部力量的引導與監督為農村注入新的活力，規則秩序漸入正軌。大家有了一種認同感與歸屬感，覺得自己不再沒人管了。”

讓人們有為之努力的事兒，有念想，有希望，比單純物質補貼更長遠。楊遙走訪的貧困縣里，有的村干部能干，帶領村民一起，以前種蔬菜，現在種藥材，或者開發新的養殖產業，改變以前單一務農模式，增加新創收。

楊遙發現，多在南方的加工產業，尤其服裝加工業，近幾年涌現到了北方貧困山區。外面工廠接到訂單，分到村里，一來勞動力相對便宜，二來增加貧困人口收入。“一天50塊錢左右，一個月掙上一千多，一年下來也小兩萬，對他們來說也是筆不小的收入呢”，村里婦女除了帶孩子做飯，也相當于就業了。

不少鄉村根據風景特點，開發旅游業。楊遙走訪過一個村子，依山傍水，建設得特別漂亮。村子一年的旅游收入近百萬，村民們開個小賣部，做做飯，或者打點零工，掙不了太多錢，但是足以改善生活。

當地工廠

一些頭腦靈活且有見識的企業帶頭人，看到了國家和政府對脫貧攻堅的投入力度，將陣地轉移到農村。楊遙遇到很多這樣的人，“以前開焦化廠的，回鄉弄了個香菇養殖場，從人力到設備到技術，都是最先進的。還認識一個養雞的，以前開煤礦廠，現在轉行到農村養雞，規模特別大，一年產值過億，又吸引很多其他行業投資，他一個人，一件事，就能帶領全縣人脫貧致富。”

走一遭下來，楊遙感覺，現在農村里一部分人思想還相對固化，需要拉一把，推一把。凡是有想法，愿意干的人，精氣神飽滿，發展得也相對好一些。網絡的便捷，讓村民們接觸到了豐富訊息，“以前農村也有變化，但不是特別大，基本大家干啥的還是干啥的。這幾年各種各樣想法的人都有了，機會也多了。”

楊遙到武鄉縣，山西省長治市的一個老區，微商成了那里的潮流。有意思的是，做微商的人大多在40歲以上，最大的70多歲，他們在手機上賣當地土特產，綠色環保純天然食品。好的時候下一年收入幾萬塊錢，對村里人來說足夠改變生活了。為此楊遙寫了一部微商題材的中篇小說《父親和我的時代》，發表在《人民文學》。

“日子好了，生活水平高了，人們對于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提高了。現在原有貧困縣的生活能達到基本標準。以前的貧困戶，也不局限于滿足簡單生活需求，比如孩子上學，要送到縣城的好學校。”楊遙去過一個村子，做裝潢業的特別多，他問村書記，你們裝潢都去哪？書記說，心有多大，去得地方就有多遠。

楊遙接觸過一個月嫂，38歲，經過正式培訓后上崗，在山西當地干了一陣，去了太原，然后又跑到汕頭，在汕頭得知深圳月嫂掙得多，買了機票連夜出發。今年初聯系好了涉外機構，本來想去加拿大當月嫂，因為疫情沒去成。在家的幾個月，自己花兩萬塊錢考了五個證。“人家說學習不能停，懂得多了，專業了，自然雇得人多，”楊遙說，“現在村里有規劃、有追求的人不在少數呢。”新來的村干部想在元旦辦鄉村晚會，擔心沒有多少人參加，結果報名的人很踴躍，與貧困斗爭的人們對美好事情也有追求和期待。

晉南鄉村

說到扶貧干部，楊遙第一印象是辛苦。真正深入農村，不像一般采風，吃個農家飯，逛逛果園，純粹是鄉村一日游。以前有同事下去掛職，回來和楊遙講脫貧，講第一書記，楊遙還不理解，等真到了脫貧攻堅中的農村，才明白現實和想象完全不一樣。

“各種檢查各種表格各種你要解決的，家里的事情啥也顧不上。開展工作，也不是簡單的邏輯和決定，往往辦一件事，有很多客觀因素牽制，不容易，”楊遙感嘆，“剛開始老百姓對你也不信任，工作真的挺難的。”

有一個扶貧干部，剛到村里，去一戶人家走訪，大家在打麻將，不理他，問什么也不回答。村民們關心干部從哪里來，能帶來多少投資；他們希望來自一些響當當的單位，解決實際問題，對他們的切身利益有幫助。

在發表于《中國作家》的長篇小說《大地》中，楊遙寫了駐村干部的真實生活和情感體驗。每一位扶貧干部背后都有父親母親，有丈夫、妻子、孩子，他們為“大家”時，怎樣愛“小家”？在這部小說里，楊遙始終堅持一個樸素觀點：老百姓喜歡的到底是能和他們走到一起的、貼心的干部。辦實事辦好事的人，就會受到老百姓的擁護。

變化在哪？

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開始真正思考起來

“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社會學家費孝通經典之作《鄉土中國》，沈念讀過十余遍。很多精彩的論斷，藏著豐富而開闊的釋義。從2019年初至今，他深入鄉村，在具體生活中找到成為“釋義”的釋義之證。

去年初，沈念還在人民大學準備論文答辯，單位通知他被借調到省委脫貧攻堅督查組，前往湘南山區。沈念生活在湘北平原，參與扶貧工作，每次下鄉十天半月，選一個鄉鎮居住，早出晚歸，連點帶片把周邊村鎮的督查工作完成。如此往返十余次，每次帶著不同任務，沈念走過了湘南山區的一百多個村莊。

督察組有國家制定的各項標準，比如飲水是否安全，道路是否便捷，危房改造質量如何，扶貧款項有沒有落實等具體事宜。每個小組到一個村子，要按照指標隨機入戶走訪，督查主題不同，有的是看衛生情況，有的是看異地搬遷安置情況。有一次，兩個村干部執意要求陪同，沈念一行人勸說未果，心中不免有幾分怨艾。沈念說，督察組單獨行動，食宿也都是自行安排，他們更希望能夠單獨面對老百姓，了解真實的情況。

沈念走訪貧困戶

“貧困村的變化很大，基礎設施有了很多改變。扶貧干部能力強，單位實力強的，變化更明顯。很多貧困村經過脫貧攻堅，比很多非貧困村的人家條件還好。” 脫貧攻堅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根據實地摸底，沒達標的建檔立卡，對口進行脫貧幫扶。家門口掛的牌子上，寫著哪一年入貧，哪一年脫貧。去年沈念再去看，沒有脫貧的已經很少了。

湖南省永州市江華縣桐口村，一個瑤族村，近千年歷史，是沈念申報的中國作協深入生活項目所在地。村子里一百多戶，六百多人，以前是山區里的貧困村，駐村的扶貧干部干了三年，把村民們從山區整體搬遷，由定點扶貧單位援助，投入四千萬，新建了獨立樓房，發展民宿等鄉村旅游業，改善了村民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沈念住的那戶人家，女主人參加了村里的舞蹈隊，有游客來了進行表演，一場20元，其他時間干干農活。“經營住宿，有的人家還開了雜貨店，雖然人氣不是很旺，每月也能增加2000元左右的收入，再加上家里有人外出務工，可以說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下鄉督查，沈念接觸了很多扶貧干部。“他們工作都很忙碌，脫貧攻堅時間久，各種各樣的事情下達到基層，都壓在他們身上”，沈念說，“大家都很有責任心，每個人做事方式不同，思考問題角度不同，能力大小也不一樣。當然有的人最初意識不強，但是有扶貧工作隊層層把關和檢查，必須確保落實到位。扶貧干部們整體上精神面貌是積極的，勤懇用心的。”

與沈念同行的村干部，有幾位是“老扶貧”了。其中有位老處長，從2014年起就到了縣聯點扶貧，當了三年扶貧隊長，接著干了兩年督查，縣里到村里的干部，幾乎沒有不認識他的。聊起幾年來的經歷，他們有時眉飛色舞，有時心情沉重。

千年瑤寨蓋起的新樓

有想法，有干勁，扶貧真做起來，具體到每個項目，每個細節，很多時候并不容易，甚至會遇到重重困難。沈念說，扶貧這兩個字說起來簡單，并不是單純投入資金就解決一切問題，實際情況很復雜。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縣鄉對接不到位，相關人員對于工作想法不一致，還有自然生態的客觀阻礙等等大小問題。鄉土社會的變化與遷移成了基層干部面臨的難題。扶貧工作中，有很多像這樣的情況，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除了溝通和協調，更需要設身處地的想，多一分理解的溫度。

一路上，他們講酸甜苦辣的經歷，印在沈念心里，不只是故事素材，更是人性在生活中的吐絲結網、落地生根。扶貧干部與幫扶對象（貧困村、村干部、村民）的關系成了扶貧發展中的微妙之處，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有了不同的追求方式與抵達結果。

短篇小說《天總會亮》就是沈念扶貧經歷的文學產物之一，關于一個殘疾家庭擺脫貧困、信念重建的話題，沈念選擇以孩子的視角折射扶貧帶來的生活之變。進入鄉村，深入脫貧攻堅現場，沈念前后寫了五個中短篇小說，將由花城出版社集結出版。最初，他未曾想會寫脫貧攻堅題材的文學作品，“及至深入鄉村（扶貧）一線的人事之中，我被身邊的扶貧人、鄉村之變所感染，也因此對鄉土有了不同層面的思索。”

湘南山區的房子大多建在山上，沿著修好的鄉村公路，房子零星，屋門緊鎖，問詢才得知，主人不是到山上種地，就是到鎮上或外地打工，留下少數的老人孩子。山路多彎，每拐一個彎就有人家，走到一個坳口，一個長相奇特的老人坐在一幢老舊房子的屋檐下，望著通往山下的路，沉靜而冷漠。無論問什么，都不吭聲，直到老伴從灰暗的屋里走出來。

這老兩口，男主人七十六歲，女主人六十八歲。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男的放牛，遇到大雨，從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樹攔腰救下，額頭重重磕在樹干上，整個腦門凹進去一塊大缺，像個大寫的G。他就是刊發于《十月》的沈念中篇小說《空山》中，易地搬遷釘子戶“彭老招”的原型。

中篇小說《空山》人物彭老招的原型

老人有一個兒子，1977年出生，六年前離家后不知所蹤，像是突然消失了。老人已不再有能力外出尋子。沈念問老人幾句話，回應皆是沉默。同行的鄉干部介紹說，去年市委領導走訪到此，已經在幫著尋人了。問找到了嗎？老人還是沉默。

千里之外遇見者的人生，大時代里的小人物。老人是鄉野大地蕓蕓眾生的縮影，他和他們無法被講述的表情，喚起了沈念的創作熱情，寫作《空山》，是沈念在下鄉途中進行的，也是目前體量最大的一個作品。“更深層的原因是，在鄉村建設鋪天蓋地的當下，他們就是我們，誰都不是獨立的存在。”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歡喜悲愁，一個家庭有一個家庭的故事，聚焦于平凡的生命，聚焦于時代洪流之下的變遷，沈念寫下此刻鄉村發生的現實，更多隱含著對鄉村命運的思考，充分理解，才能融入、改變、重建。

隨著城市化進程，不少人憂思鄉村的淳樸自然是否會在前進中消失，在沈念看來，守和變，是一種能量守恒。

“我覺得很難進行絕對的評判，不能說我們在城市中歷經著變化，就一定要求鄉村保持艱苦樸素的原生狀態。發展是雙刃劍，一方面鄉村同城市接軌，一方面是自身的建設。不同地域有不同特點，不同人群也有不同方式。鄉村未來發展道路漫長，需要真正的有識之士進行全面系統的規劃，如何科學發展，形成良性循環，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上半年，沈念去湖南省岳陽市平江縣，當地政府專門請了北京的設計團隊，對十個村莊進行規劃設計，團隊負責人是平江人，帶著建設家鄉的理想回來，地方政府提供財力與精神雙重支持。設計團隊根據村莊布局、地理地貌、房屋建設、人口資源、生產生活方式等因素整體布局。沈念有很大觸動，如今鄉村在發展變化，需要真正懂這片土地的人合理規劃，從全局出發考慮。沈念到山上去，有時候能看見花費上百萬修的公路，異地搬遷后，山上的人搬了下來，公路就閑置了嗎？能否在山上建設其他項目，使公路派上別的用處，這些都是沈念行鄉途中思考的問題。

沈念同村民聊天

“現在講鄉村振興，很多東西不是一蹴而就的。鄉村建設有很長的路要走，脫離了貧困，還有其他問題存在。經過這一輪精準扶貧，鄉村整體基礎提升很大，未來更需要鞏固和保障它的成果，讓已脫貧的貧困戶減少遭遇疾病和災難的返貧風險。對這次未劃入到扶貧范圍內的家庭，也需要給予必要關注和相關措施，避免鄉村貧富差距過大，要使發展步入良性循環。”

沈念覺得，未來鄉村應該比城市更好，既有自然的淳樸氣息，也適宜人們便利地居住。

去年初，沈念因公在一個“千年瑤寨”住過幾天，他想追溯此地的“千年”來歷，可原生態的民族地域文化少有蹤跡，倒是見識了逢年過節廣場上表演的長鼓，大小不一，長短不同，也有幾只上年歲的老鼓，沈念算是對瑤族的長鼓實物建立了初印象。后來。他見到了村子里的一位專門從事瑤族長鼓舞的民間老藝人，國家級非遺傳人趙明華。

矮個子，戴頂鴨舌帽，滿面愁容，其貌不揚。趙老從屋里走出來，打開話匣子，和沈念翻覆著講老婆生病住院，差點出了醫療事故，又按瑤人習俗，連夜趕送回家才離世的經過。聲音齉齉的，像是感冒了。這是一次讓沈念感到尷尬的交談，目光掃到屋里墻上貼著許多他過去赴外地參加文化活動寫的詩詞，倒是陽光普照，情緒飽滿。

從山村回城的日子，沈念耳畔時常響起臨走問趙老還打不打長鼓時的回答：“打不便了！”一個“便”字，是許多我們看不到的生活里的曲繞起伏、得失歡悲。費孝通說，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持著的社會共同經驗。如此細思，長鼓舞傳承人的“當前”，既有著個人“過去”的投影，也是一個民族“過去”的投影。這種“過去”即歷史，不是點綴不是裝飾，而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在傳承的主動與被動、記憶的存留與舍棄之間，沈念創作出了中篇小說《長鼓王》，發表在2020年第7期《人民文學》。

參與脫貧攻堅，沈念認為最大的變化是對人心智的改變。“大家的觀念和信念發生了變化，過去沒有意識，也沒什么想法。但現在很多地方，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包括扶貧工作隊，都是有主動性的，開始真正思考起來。”

山間鄉野，民風淳樸，也有思想局限，脫貧攻堅為鄉村打開了一扇窗口，在村子里的百姓們以新面貌接受了新變化，對生活，對未來，燃起了值得一過的希望。 

我又如何？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將會收獲什么

寫完《百里洲紀事》，朱朝敏幾乎被掏空，再也寫不出一個字，一度看見文字，就覺得惡心反胃，她知道自己的身體和心靈還停留在記錄的那些事情上。現在，朱朝敏又開始寫作了，有了許多新想法，“我無法說清這里面的秘密所在。”

百里洲幾乎是朱朝敏童年和少年的記憶，她在那里成長。那時，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鄉，地勢較高，堰塘、深潭、溝渠遍布，因為地處長江水流之中，每年夏季都要遭受或大或小的洪澇災害，所以當地人建筑房屋時必須先筑高臺，再在高臺上建屋。百里洲由千年泥沙堆積而成，土壤適合種植棉花和沙梨，洲棉和沙梨聞名全國，也給當地人民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

后來，受到經濟大潮沖擊和交通不便的影響，百里洲日益衰敗。主要表現在經濟收入少，種植棉花和蔬菜大量使用農藥，造成了土壤和水流的污染，還有不少農民中毒，醫治好也留下了身體殘疾和精神問題。“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我家人和親戚有不少因為農藥中毒的，有些醫治好了，有些留下了殘疾——這里包括身體殘疾和心理殘疾。”有段時間，朱朝敏非常害怕回鄉走親戚，害怕看見他們，聽聞他們的傷心事。

2017年，朱朝敏參加全市精準扶貧工作，負責聯系4戶貧困戶。一趟歸鄉之旅，逆著時光的河流，溯回故土，恰恰與文學曲徑通幽了，“文學就是追根溯源啊。”

朱朝敏在百里洲路飛霄村采訪貧困戶

黨的十八大以來，湖北幾百萬人次的干部群眾參與精準扶貧工作，枝江就有上萬名扶貧干部投身其中。百里洲鎮因為四周環水，經濟發展緩慢，貧困人口有六千余人。脫貧攻堅以來，百里洲鎮每年減少300余名貧困人口。2017年下半年精準扶貧工作全面鋪開，加大力度，湖北省很多單位聯系了相應的鄉鎮村莊，不僅是公務員對口幫扶貧困戶，其它在編在崗的人也安排了聯系對象，每人一到五戶不等。朱朝敏說，幫扶機制包括駐村工作隊，專職駐村人員一周五天四夜守在村里，其它幫扶人員每個月必須聯系幫扶對象一到兩次。

2019年，朱朝敏關于記錄百里洲精準扶貧工作的項目得到中國作協“定點深入生活”批準，到百里洲下鄉更為頻繁了。幾乎每個星期都去。幾年下來，幫扶干部和扶貧對象彼此熟悉，甚至成了親人般的關系。“今年疫情期間，封城封路，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用電話聯系，彼此鼓勵祝福。封路期間，我們幫扶人員一起想辦法幫他們銷售農產品，比如蔬菜、魚、蜂蜜、菌子等，可以說，我所知的貧困戶，沒有一家因為疫情而導致農產品浪費。”

湖北省，尤其是百里洲所在的宜昌市枝江市，少山地，扶貧工作不涉及易地搬遷，在幫扶工作中朱朝敏注意到，所謂的貧困戶幾乎沒有世俗人所想的因為懶惰等主觀原因，“恰恰相反，那些貧困戶，尤其是重點貧困戶，他們內心敏感，極有尊嚴感。但是，他們經濟收入少甚至沒有，致貧原因幾乎都是因病致貧和因殘致貧。” 天災人禍，事故免不了，復雜的轉折也常發生。

“可是，煩也不能拋棄這個家啊，兩個兒子，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怎么舍得？她卻毫無聲息地走了。”

“很多疑問，她當時才十四五歲吧，一輩子就被毀了——吳老師揮手打斷我說，這個我真不記得了……”

“老人不說謝謝，只是看，然后沉默。有時，也笑一下，笑容卻如一朵老曇花，開放就凋謝。”

“人啊，一腳踏出去，從此便是陌路，哪怕是血肉筋骨相連著。蔣傳德說起女婿，就忍不住哽咽。他在心疼孫女蔣琴琴。”

“我可以不想，但不行 ，我風濕病本來就傷腦筋，行動不方便，也不曉得還能活幾年，子林都快40歲了，以后的日子……你說怎么能不想？由不了自己。”

“去年秋天，我大姐還幫人斷斷續續撿了十天棉花。說是怕下雨，要把棉花搶回家。83歲的老人了，她也不需要那些錢，真是無法理解啊。”

——分別摘自《百里洲紀事 一線脫貧攻堅實錄》

百里洲寶月寺村宣傳標語

現實的鄉村，就是精準扶貧政策下的當下鄉村，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在那里，觸摸到人性人心，也是更涉及生活本質的地方——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農村在歷史進程中，遭遇各種變更，構成錯綜復雜的情況：收入不穩定，保障體制不健全因病致貧，人生際遇帶來困境，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后鄉村的空虛衰弱，環境破壞帶來的諸多后遺癥，精神缺乏支撐，老者弱小眾多，缺少歸屬感和存在感無……“有些事情，并非依靠物質就能解決，不是錢多錢少的差別”

朱朝敏在《百里洲紀事》后記里寫到：

幾乎每天，都有燒心的事情發生。那些事情總是融合了前塵舊事、即刻生存狀況和未來的思慮，換句話說，某個特定時間的事情，不是一個人的事情，它包含了時光的味道，呈現出厚重的歷史滄桑感，其復雜性迫使你去了解去交流去思考，關于生老病死，關于世故人情，人心人性，關于時代環境，關于精神向度。”

參加脫貧攻堅以來，朱朝敏走遍了百里洲鎮的每個角落，采訪的家庭和幫扶人員近百名，交談基本沒問題，當聽說要形成文字，不少農戶大都為難。因為涉及諸多隱私——把傷疤抖摟給公眾很考驗人。朱朝敏曾經準備了16個故事，但是不成功，“他們愿意跟我講，卻有幾個拒絕形成文字。”

《百里洲紀事》記錄了脫貧攻堅一線的12個故事，與其說故事，不如說時代腳步下人的命運，農村的變遷。12個故事，12種脫貧之道，但無論哪一個，均關乎心靈和精神，聚焦一個字：人——人的遭際，人的蛻變，人的喜悅，人的絕望，還有從絕望中生出的光亮。朱朝敏覺得，自己之于他們，是聆聽者，還是一名接受恩典的受惠者，這恩典，源于陳舊時光中的簡單靈魂，肉身衰朽，遭遇命運的碾壓，卻總有股勁兒撐著，立在這搖搖晃晃的人間。

選材時，朱朝敏沒有特意考量寫哪個，“與他們交流時，我被感動了，就決定要寫寫他們及幫扶人員艱難創業的事情。”無論如何卑微如何困窘，他們向善向上追求美好明天的精神，猶如螢火蟲，發出光芒。在朱朝敏眼中，他們不幸遭受了困頓，值得同情，更值得理解——誰又那么幸運而躲過那些困厄？采訪中，聽到他們的敘述，朱朝敏覺得，自己和他們沒有區別。“我要寫出他們在靈與肉雙重羈絆下的掙扎和抗爭，我要寫出他們的蛻變。我不知道，這樣的人是否有資格稱呼為時代新人。但是，我知道，他們（包括幫扶人員）在變化，靈與肉雙重變化，在變化中完成了個體和時代的彼此構建。我想，這才是文學筆調下的脫貧攻堅戰記錄。”

脫貧攻堅以來，國家不斷出臺多種保障政策，助力精準扶貧工作。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消除貧困，走向富裕。目標明確，措施到位，貧困戶每年純收入均是逐年增長。朱朝敏說，物質上的脫貧不是特別難，難就難在精神上的困惑和心理上的障礙——我們稱為“脫貧攻堅戰最后一公里的瓶頸”。如何突破？一個字“愛”，以心換心，找到了問題癥結，再對癥下藥。

在百里洲，朱朝敏深深感到，弱勢者的心理困惑，大多數時候，以“貧困”面目顯形，換而言之，“貧困”有多深，心理問題就有多深。因而她寫下這樣一段話：假如當下中國的敘事，不給予鄉村中弱勢群體的心理關注，是無法反映出這個龐大群體內心的困惑的，從而也談不上心靈的真實。缺席心靈層面的真實，解答不了內心的困惑，精準扶貧也就停留在一些即時的表面狀態上，用俗語說，就叫“隔靴搔癢”。

采訪了許多家庭和幫扶對象，反復地交流，深入他們內心時，朱朝敏發現自己“小瞧”了她的親人和這塊土地。他們遭受天災人禍后，從不屈服命運的擺布，也不降低自身的尊嚴。書中12個故事涉及到的12戶幫扶對象，朱朝敏曾在不同時期去過多次，并為每一篇文章寫下后記。開篇《塔燈》里的主人公楊勇，兩個兒子今年因為疫情一直待在家里，父子三人相處大半年，閑著沒事，就大面積地種植蔬菜，花菜、蒜苗、辣椒、豇豆等等，他們的對口幫扶人員是朱朝敏的先生，組織親朋好友買了他們所有的蔬菜，到八月份西瓜成熟，又聯系某單位工會全部購買。八月份，兩個兒子分別出去打工，楊勇賣菜、賣玉米高粱，還養有一頭肉豬，收入比去年增加不少。朱朝敏后來了解到，他現在的心思不像以往那樣強烈地糾結在離家出走的老婆身上，而是放在大兒子結婚的事情上，人有了憧憬，心情好了，精神大有改觀。

朱朝敏的單位同事個個都是扶貧干部，她的先生是，所在城市里的同學和朋友也都是。精準扶貧開展以來，下鄉是常態，到村里，一定會到農戶走訪，有時還幫著農戶干些農活，與他們嘮嗑了解家庭瑣事、收入…… “時間長了，彼此什么話都講，關系比親人還親。沒辦法，幫扶對象有困難，能不幫？”朱朝敏說，他們的困難表面上看是收入少，但隨著各種政策和幫扶措施出臺，物質貧困消減了，更突出的是心靈方面。“他們道出來，說給你聽，向你傾訴，作為幫扶人員，去共情，去理解，去想辦法解決。說實在話，經過這些年的精準扶貧工作，那些真心實意幫助扶貧對象脫貧的幫扶人員多少都有心理咨詢師的功夫了，同時，他們也被在幫扶過程中被砥礪出寬廣的精神領域。這是雙向構建和成長。”

和村民們聊家事，聊生活，甚至聊難言之隱，不是每家貧困戶都愿意配合，“但我總有辦法深入他們的內心”，朱朝敏的父親是孤島上有名的外科醫生，享有很高聲譽。遇到不愿意配合的，她就搬出父親的名號，居然屢試不爽，也有被趕出來的，因為聊到了傷心事很惱火。

朱朝敏在貧困戶家里做采訪

“首先要了解基本情況，其次是學會傾聽和溝通，在傾聽中了解對方內心困惑和障礙，想辦法促動他們訴說交流。最重要的是，只有平等的姿態下，對方才能打開心靈去傾訴，而平等姿態的建立要依靠真，真心真誠地對待扶貧對象。以心換心，建立一種親人關系，獲得彼此信任，只有信任，才能打開對方心靈。這些都是基本工作，看似簡單，實際瑣碎，極需耐心和細致。另外，遇到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必須請心理醫生及時救治。”

精準扶貧的核心詞是現場感，精神與身體都已深入百里洲的朱朝敏覺得，近距離只是標榜“我”在場而已，卻并不能說明，完全融入了那個獨特的場系。朱朝敏說，無論如何，完全融入是不可能的，隔膜多少都存在，而且時不時就會將兩者的心靈推開。距離無法避免地存在。“但又感謝這個距離，給予觀察者和記錄者一個喘息的空間，去發現去思考。”

能夠寫作脫貧攻堅題材的文學作品，朱朝敏認為是一種幸運，因為鄉村，也因為文學。兩者的彼此滲透，才將生命的復雜性全盤托出，蕓蕓眾生才會在一種場系中登場。

脫貧攻堅下的鄉村，開始了一輪徹底的繁衍與新生。也有人擔心，中國的鄉村某天會消失在城鎮化的鐵蹄下，鄉村記憶也將被束之高閣，對此朱朝敏贊同，又不贊同。

“我還是要說，鄉村對中國人而言，豈止物質的存在？它是千百年來延續的一種公眾情緒，早已融化于我們的血肉和骨髓里。即便有一天鋼筋水泥遍地，鄉村會萎縮，卻不會完全消失。它統帥了我們的口味、方言和精神認知，還規避了一些禁忌。這是源遠流長的河流。所以，高樓大廈矗立的城市，歸根結底，也是鄉村的秘密衍生。”

鄉村之于中國，如同百里洲之于朱朝敏——百里洲是她的故鄉，童年少年甚至部分青春期都在百里洲渡過，對它的了解深入骨髓。然而，又覺得它陌生，猶如對一方異域的陌生。18歲以前，她曾討厭它，下定決心要遠離它。終于，朱朝敏和兩個姐姐走出了百里洲，朱朝敏離它最近，僅僅一江之隔。

現在，三姐妹都已中年，時不時在微信里說起它。那恰恰是一種見證，見證了生命的成長，見證了對人世最初的理解，包括最初的愛與恨。就在鏡子般的見證前，朱朝敏明白了，它馴養了脾性，也種養了品行。今生，無論離它多遠，實際都擺脫不了它的影響。這次，因為扶貧重返百里洲，朱朝敏將調整了角度和視野，就像鏡頭拉長拉寬了——寬闊無垠的背景下，那些熟知的故土人物不經意就闖了進來。

“就那么一眼，我就知道我將會收獲什么。”（文/中國作家網記者 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