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出版業，素以“傳統與新銳交織”的特質聞名于業內。而上海文藝出版社，作為中國南方的文學出版重鎮，更是將這一特質展現得淋漓盡致。

上海文藝出版社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新文藝出版社，如今已過第七秩。它是新中國最早的一家公私合營專業出版社。郭沫若、葉以群、吳朗西、巴金等分別主持的十家私營出版社先后并入，開風氣之先，令上海文藝出版社走向鼎盛。某種程度上，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發展，亦是當代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側影。

然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后人們并沒有倚仗其豐厚的歷史資源坐享其成，而是勇于丟掉歷史包袱，積極推進改革，以不斷適應新時代的文學出版發展趨勢；同時，主動挖掘文學新人，培養年輕編輯團隊，為文學創作者的薪火相傳接續力量。

成果顯而易見。如今，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隊伍和作者隊伍均呈現年輕化的特點，80后、90后早已成為中堅力量，常有新銳的“黑馬”作品突出重圍，讓文學界驚喜交集。

7月31日下午，在益陽舉辦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聯席會上，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的一席話令人記憶尤深。評價彼時東方甄選的爆火對于文學出版的意義時，他說：“東方甄選賣出了60萬冊《額爾古納河右岸》，是發了60萬張‘文學傳單’給那些未來可能會成為文學讀者的人。”

李偉長，20世紀80年代生人，不僅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還是作家、青年評論家、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審委員會成員，著有《年輕時遇見一些作家》《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間多是辜負》《未被摧毀的生活》等作品。

多重身份的光環疊加，讓李偉長擁有了比常人更多樣的視角，在接受采訪時，他文辭優美、襟懷坦白、鏗鏘有力、一針見血，分享了上海文藝出版社近年在培養文學新人、鑄就出版品牌、轉變營銷思路等方面的經驗、困惑和思考。

“我們不再是單打獨斗”

《出版人》：您大概什么時候知道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

李偉長 ：我很早就知道這個計劃，因為中國作協的工作人員一直和我們保持著非常密切且細致的聯系。但是客觀地講，我是到了現場才知道這個計劃原來這么隆重，頂層設計如此完整。并且從實際的角度來講，這個計劃非常有用，操作性強。

這個計劃最打動我的地方有兩點，一個是它的“系統性”。這個計劃著眼整個文學生態、出版生態，這個生態包含很多環節，比如創作、出版、營銷、發行、版貿等等，各個環節相對分散，通過中國作協這樣一個能夠盤活所有文學環節的機構，把各個分散的環節連接成了一個具有系統性的大工程。

第二個是對于出版人來講，有了更強有力的“抓手”。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做的很多出版選題，和這種更大視野的文學行動是緊密相關的，我們不再是單打獨斗，不再是孤勇者。這個計劃團結了在文學出版一線的戰友們，讓我們能夠在同一個戰壕里浴血奮戰，同時，我們有了一個很強大的中樞神經系統，有了更優質的文學資源，這是只有中國作協能做到的。這個計劃號召的是真正有號召力的人，是需要各方共同來成就的一個文學偉業。

《出版人》：在“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第一批入選作品中，上海文藝出版社有兩個作品入選，分別是馬伯庸的《大醫》和田耳的《縱浪》，目前這兩部作品的出版進度如何？

李偉長 ：馬伯庸這部作品的進展非常順利，目前已經上市，田耳的《縱浪》目前還在創作過程中。實際上，田耳還有一部作品已經交稿了，也是一部長篇小說，叫《秘要》，在《收獲》雜志上發表過，書寫的是網絡拍賣行業以及“黑書”界的故事，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作品。但是因為數量限制，這部作品很遺憾沒有上報至“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中。

“新人作家需要被更大的系統看到“

《出版人》：上海文藝出版社一直都十分重視文學新人的培養，近幾年更是培養了一批80后、90后作家，如林棹、王占黑、周于旸等。但是，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培養文學新人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您怎么看待這個現實問題？

李偉長 ：上海文藝出版社是一家有著70年歷史的出版社，可以說，上海文藝出版社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完整的歷史。莫言、余華、格非等一系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因此，關注更年輕的力量，不是現階段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特點，而是上海文藝出版社長期以來的基因之一，這是其一。

其二，上海文藝出版社堅信一句話：“社會效益好的作品，它的市場效益一定不會差。”在這個過程中，考驗的是出版社對文學的判斷眼光是不是具有未來性。比如王占黑，她的第一部作品《空響炮》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那時候王占黑還是個籍籍無名的年輕90后寫作者，對于出版社來說，有很多理由不出版這部作品。但是上海文藝出版社覺得這個作者很有特點，她能夠把寫作這件事情從個體經驗跳脫出來，關注到更廣博的身邊事件，這是年輕寫作者非常難得的特質。能夠處理好個體經驗，對于有天賦的、受過訓練的作家來講，是容易達到的。但是如果一個寫作者能處理好身外的經驗，就足夠讓我們相信，這個寫作者的未來會朝著更遼闊的、更廣博的世界中去，這是一個理想的寫作者的狀態。

其三，在簽約一個新人作家前，我還會與文藝評論界做充分地咨詢和溝通。上海文藝出版社與文藝評論界的關系一向非常密切，這些評論家不是吹鼓手，而是我們的辨認者。當我認可了一個新人作家的作品后，會將作品拿給這些評論家們二次確認。而當一部作品獲得二次確定后，我就會對它的內容具有極大的自信，后面的事情就不太需要操心了，這部作品一定會朝著對的方向前進。

當然，大家看到的是目前我們判斷對的，實際上我們也有很多沒判斷準的，這就是編輯工作的魅力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依然會延續重視青年作家的傳統，同時會做出更謹慎、更科學的判斷。

至于你說到的風險，比如版權問題，我們現在會很淡定地看待這件事，如果一個出版者糾結這個問題，那一定證明他手里的牌不夠多，他對自己的眼光不夠自信。

同時，正常的市場需要正常的流動，如果我們足夠優秀，這個流動的速度可能會緩慢一些，但它永遠不可能成為一潭死水。我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把一個作家一生的創作都捆綁在一家出版社。當然，這里也有機制的問題，比如我們缺乏“文學經紀人”這樣一個角色，出版社要直接面對很多作家，作家也要直接面對若干出版社，所以關于版權的爭奪，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出版社能做的只有讓自己變得更加優秀，從而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出版人》：當下，大家普遍感受到文學新人和新人作品越來越難以嶄露頭角，在這方面，上海文藝出版社有沒有好的經驗和做法？

李偉長 ：這也是我為什么會對“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感到興奮的原因之一。我了解一個作家的成長規律，從他出現到他被發現，這個過程至關重要。問題在于，新人作家應該被誰看見？僅僅被出版機構和讀者看見也許是不夠的，他需要被一個更大的體系、更專業的系統所看見。這個專業的系統包括文學機構、大學機構、評論界、媒體界等等。被一個系統看見后，還要能夠被系統認定，被系統宣傳。只有這樣，才能說一個年輕作家成長起來了。

事實上，一個出版機構很難完整地決定一個年輕作家的寫作生命和他未來的道路，出版機構只能影響他一部作品的發展。當一個作家靠著一部作品火了起來，如果沒有后續系統的支撐，則很難長時間地活躍在讀者眼前。除非這個作家有足夠強的創作力，能不斷地對系統造成沖擊。

所以青年作家的成長速度非常慢，并且非常艱難。但是，仍然不斷有新人作家涌現，因為這個體系不是一個壁壘高筑的城堡，它是開放的。當一個作家足夠優秀，他被出版社推出來，被刊物推出來，被評論家注意到，那么這個體系就會形成一種包容的氣場，吸納這個青年作家，助益其成長。

“出版社最重要的資產是編輯”

《出版人》：我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文學和社科類出版社開始組建旗下工作室平臺，上海文藝出版社也早在2018年就推出了“eons藝文志”，平臺化是大勢所趨嗎？

李偉長 ：新時代對文學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出版人也一樣，所以像上海文藝出版社這樣的老牌出版社在接續已有的傳統和基因的同時，我們也會不停地探索。工作室制度就是我們探索的方向之一。工作室其實就是以名編輯為核心力量，運用自己的核心資源，打造自己的品牌，這個品牌一定是和這個編輯緊緊捆在一起的。在這方面，上海文藝出版社非常注重名編輯的培養。

目前我們已經嘗試做了很多工作室，人文社科圖書方面，有eons藝文志工作室，由肖海鷗負責，剛剛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不完美的一生：T.S.艾略特傳》就是她編輯的。

我們還有當代文學出版中心，負責人是張詩揚，今年出版了林棹的《潮汐圖》、路內的《關于告別的一切》、周嘉寧的《浪的景觀》，其中《潮汐圖》已經第五次印刷了。

此外還有原創文學出版中心，負責人是年輕的90后編輯江曄，他們近年出版了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陳福民《北緯四十度》，入選“攀登計劃”的馬伯庸的《大醫》和田耳的《縱浪》就是這個團隊在做。其中《千里江山圖》目前銷售態勢良好，已經加印了五六次，影視版權也在洽談中。《北緯四十度》入選了“2021年度中國好書”，且加印七次，發行四萬多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俱佳。

可以看到，我們所做的每一步革新都以人為基礎。實際上，出版社是一個輕資產單位，它最重要的資產就是編輯。只有有了好編輯，才可能會有好選題、好圖書。

《出版人》：很開心聽到《千里江山圖》有影視化改編的可能，可以看到，近年制作精良的熱播劇基本都改編自文學作品，同時，“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也將目光投向了文學的影視版權輸出轉化。您如何看待文學和影視之間的關系？如何看待文學作品IP轉化的前景？

李偉長 ：這也是為什么我欣喜于“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原因之一，它特別有想象力、有操作性、有平臺意識，它把文學涉及到的每一個環節的參與者都考慮到了，包括影視機構。

說白了，影視機構是販賣內容的人，而出版機構是內容的生產者，所以生產者和販賣者天然應該緊密團結在一起。在任何時候，文學都是“題材之母”，是影視的原材料。

我們欣慰地看到，影視機構對于內容質量的渴求度越來越高，這應該感謝中國的電視觀眾。中國電視觀眾近幾年的成長是顯而易見的，審美水平越來越高，眼光越來越毒辣，同時，觀眾也擁有了更多表達意見的渠道，比如彈幕、豆瓣評分等等。那些被所謂的大資本運作出來的影視作品，基本都是低口碑，這屆觀眾真的不好忽悠。

這也照射出一個比較尷尬的現實，影視圈的內容儲備到了迫切需要更新換代的時候，一定要有更加強悍的、品質過硬的原材料，激發制片人、導演、編劇在原材料的基礎上加工出更加優質的影視作品。

所以，與其說影視為文學帶來了春天般的環境，不如說影視圈對優質內容的渴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熱切。資本既具有猛獸般的狼性，也有敏感細微的嗅覺。當資本一旦看到優質且合適的內容，就會張開臂膀，迅速地撲上去。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出版只需要把自己的“魔袋”打開，就會被影視資本注意到。

因此，我極其看好作協提出的“遷徙計劃”，出版界有大量優質的小說、非虛構作品能夠成為影視的內容儲備，一旦這些原材料進入專業影視機構的視野中，我想一定能夠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60萬張‘文學傳單’”

《出版人》：您曾說：“東方甄選賣出了60萬冊《額爾古納河右岸》，是發了60萬張‘文學傳單’給那些未來可能會成為文學讀者的人。”這句話非常生動，令我記憶尤深。能否展開講講，您如何看待新渠道營銷、發行之于文學作品的意義？

李偉長 ：那句話是我內心的第一感覺。目前，文學也好，出版也好，包括媒體也好，都碰到了一個很尷尬的現實，那就是我們吸引新讀者的能力在下降，而新的讀者，才是未來最具生命力的群體。

所以我為什么用了文學傳單”這個詞，東方甄選通過直播帶貨的方式，喚起了那些平時可能沒時間、沒機會接觸優質文學作品的人的注意。當董宇輝用他的“董氏語言”表達他對文學作品的感受的時候，自然而然會拉近他的粉絲和文學之間的距離，也意味著有可能發展出新的文學讀者，“傳單”的意義就在于此。在新的文學讀者數量漲勢緩慢的前提下，60萬份文學傳單，是一個足夠令人驚喜的數字。我作為出版編輯，一點兒都不嫉妒人民文學出版社，我是真的非常贊賞，因為當文學的新讀者增加之后，那將是整個出版行業的幸福。

那天聯席會上，我還說了一句話，“要打開別人家的羊圈，把我們的羊放進去”，比如抖音、B站、小紅書。一來是讓我們的羊睜眼看看圈外的世界，二是可能會形成合作共贏。其實在抖音平臺，一直有很多人賣書、買書，但有一些是盜版書，還有一些是低質的書。而通過東方甄選這樣的平臺，把真正優質的作品推到了讀者面前，這才是真正的“破圈”。

為什么總說要“破圈”？因為我們自己這個圈太小了，并且是越來越小，怎么讓圈變大？只有打破它。所以我對所有新的生態，都持非常開放的態度。我甚至想，“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未來是不是也可以和閱讀推廣人、圖書主播聯合起來？這不是一個更美妙的事嗎？

《出版人》：上海文藝出版社目前在營銷方面的布局是怎樣的？

李偉長 ：這說到我的痛處了。其實我們很早就“醒”了過來，很早就有了要做新媒體營銷的意識。但是傳統出版社的歷史包袱、觀念包袱比較重，這不是一時能改變的問題。

所以目前，大部分出版社都在“追”，今天追建一個b站賬號，明天追建一個小紅書賬號，后天追建一個抖音賬號，同時還要追著達人進行合作，包括我們自己目前也處于這個狀態，而這個“追”的狀態就意味著話語權特別薄弱。

目前我們能做的是什么？首先真的是觀念的轉變，其次，我們要和新媒體上的博主、up主、大v們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內容合作。因此，我們營銷同事積累了一批合作緊密的博主，新書出版后會跟這些推廣者進行深入的交流，就圖書內容找到一個打動雙方的內容點，提前介入博主的內容生產。我們用這個方法在小紅書上已經生產了許多點贊過萬的推文，非常有效，這個可能是我們目前所能做的真正意義上營銷。

所謂的營銷不是僅僅讓別人知道這本書的書名和封面，而是要通過這些渠道、這些平臺、這些聲音，讓作者的表達真正深入人心，讓讀者與這本書之間摩擦出真正的火花。所以營銷考驗的永遠是團隊對一本書真正的理解與判斷。如果這個能力建立不起來，許多營銷工作就會非常無效。

《出版人》：除此之外，目前出版社在營銷方面還有哪些困局？

李偉長 ：還有比如機制的問題。目前，出版社的財務記賬方式仍然寄托在一本書上，書的生產有成本，書的發行有回款，因此一旦有一個工種的工作離開書，就很難明確計算工作量和薪酬，因此也很難呈現出理想的工作效果。所以我們也在嘗試把營銷編輯、技術編輯的工作集中在一本書或者一群書上，讓每個人的工作成果都能被看見。

我一直覺得營銷編輯在傳統出版社當中，屬于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因為營銷編輯的工作很難用數字來呈現，甚至很多作品的版權頁上都未必署營銷編輯的名字。

但是一個理想的出版社，一定要讓每一個為一本書做過貢獻的人都被看見，這既是一份責任，也是一份權利。只有這樣，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才會覺得有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出版業其實一點都不現代。

《出版人》：上海文藝出版社未來將如何進一步響應“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對這個計劃還有哪些期待？

李偉長 ：對于我們而言，第一，我終于知道我們那么多好選題應該往哪里投遞了。第二，我們期望這個平臺能夠為文學出版工作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一個相互通氣、相互交流的機制。7月31日那天的聯席會上，十幾家文藝出版社相聚一堂，那也是我第一次與這么多同行相聚，在交流的過程中獲益良多。第三，這個計劃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讓我們明白了未來應該尋找哪些選題，應該布局哪些作者，同時我們還期望，這個計劃能從作者資源的角度給予更多便利。

其實我們一直想做行業文學，比如高科技事業、航天事業等，深入研究并記錄那些掌握國家命脈或跟國家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行業。但苦于原來沒有專業的作者渠道，遲遲未推進，如果未來“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能在這方面有所助益，那將會迎來另一個春天。